香港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之回顾与前瞻

香港的民事司法改革历时十年,彰显了民事司法理念的深度变迁,对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新规则自2009年4月2日正式施行以来进展大致顺利,在克服诉讼拖延、促进和解、发展调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改革终究不是一蹴而就的纸面化改造。在新制度与旧观念相互碰撞又各自发挥作用的时期,如欲推翻法律职业者乃至普通民众的思维定势,变革深埋于制度底层的文化样态,其中的困难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再认识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建树,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既有理论上的创见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性。它是一把时代的钥匙,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但是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就其精神本质而言,对于处理今天的社会矛盾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空间法中的国籍联系

“国籍联系”在《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和《营救协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界定“本国活动”、“有关国家”、“发射国”、“登记国”的重要标准，是判断“私人行为的归责性”的重要导向，是私人、空间物体的国籍国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是划分空间活动责任、风险的重要标准，是空间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转型期企业共青团建设的几点思考

企业团组织引导青年发展,应基于青年特点和企业的实际展开。企业团组织要发挥政治上引领青年、帮助青年成才、对青年的考核等方面的作用。企业团建工作要从健全组织机构、介入企业文化、推进组织创新、规范组织生活、开展青年养成教育等方面入手。     

Commission Newsletter: Winter 1981

I.A.A. Thompson: Crown and Cortes.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Representation in Early‐Modern Castile (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Series CS 427, Ashgate Publishing, Aldershot, 1993, pp. 352; ISBN 0–86078–393–6; £49.50)

Janusz Mallek: Preußen und Polen: Politik, Stände, Kirche und Kultur vom 16. bis zum 18. Jahrhunder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Schriften der Mainz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sgesellschaft Nr. 12, pp. 207; ISBN 3–515–05943–1; DM 58)

Cristiana Senigaglia: Il gioco delle assonanze: a proposito degli influssi hobbesiani sul pensiero filosofico‐politico di Hegel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92, pp. 235)     

稳中求进是促进今年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正确决策

为贯彻中央提出的今年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2012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经济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为此，要继续稳定物价，在经济稳定条件下加大转方式调结构力度，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改善民生。同时，经济改革要有新突破：要对一些难度较大改革，比如垄断行业改革、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做好顶层设计总体规划；要积极推进有利于稳中求进的改革，包括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继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好地为稳增长稳物价转方式惠民生服务。     

行政责任制度的中国进路

政府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必须建立起一套责任机制。对于任何主张民主的社会来讲,责任机制是基本因素,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健全行政责任制度。而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权力和责任的适当配置,责任落实的个体化,建立发达的信息机制,完善行政伦理道德机制,是行政责任制度在我国的进路。     

信用的权利化及其民法保护

在我国，信用权利化的提出有着特定的立法背景。通过对信用法律调整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发现，信用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最初关注主体在伦理道德方面信守承诺的情况，扩展到主体的综合经济能力。现代民法对信用的调整以社会对主体的信用评价为核心，信用作为社会对主体综合经济能力的评价，已非主体性要素，且已从“内在化的伦理价值”外化为“客体化的人格要素”，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独立性的人格要素。因此，有必要也能够将信用权利化为具体的人格权，以确保民事主体获得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价。     

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司法认定

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确定了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基调和范围,但至今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认定仍然是司法实践的难点。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属于村基层组织,村基层组织人员是指在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中管理集体公共事务的人员,不是泛指所有村民。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具备法律性、公务性、协助性等实质条件时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时只能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与受贿罪。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贿赂行为的证明标准

对于贿赂行为的证明标准,国际投资仲裁庭的倾向是从回避到明确借鉴传统商事仲裁中的＂更高证明标准＂。然而,国际投资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存在较大的区别。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庭采用＂更高证明标准＂的传统理由及潜在动机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并不存在。因此,在国际投资仲裁中采用＂更高证明标准＂的法律依据不足。建议中国在BIT中将贿赂作为不可仲裁的投资争端事项之一加以规定,或者明确规定应采纳的证明标准。如中国作为被申请方参加国际投资仲裁程序,应该主动与仲裁庭讨论关于贿赂的证明标准问题,以争取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