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大战略的历史源起

大战略是人类社会政治斗争的高级形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从历史深处发现某些大战略思想的源头。柏拉图是西方大战略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起点，他不仅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战略家，也是当时地中海世界人文主义者集团的政治领袖。他用自己的知识论创立了人文主义大战略的纲要，并通过实践哲学加以检验，以证明其正确性和真理性。柏拉图最早揭示出人类的历史是理性发展的历史，理性是人和社会生存、进步乃至产生文化、文明和科学的源泉。但同时，人类的历史也是反理性的历史，理性与反理性的斗争是世界历史的主线。柏拉图所创建的“雅典学园”是青年政治领袖的培训基地，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文主义政治家。柏拉图去世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雅典学园”的指导下，按柏拉图“共和国”思想描绘的宏图远征波斯，写下了世界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从战略学意义上说，柏拉图的大战略是对古代人文主义集团数百年的知识积累和结晶，是针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统治集团的策略而制定的反制战略。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则是充分借助了统治集团的大战略而实施了人文主义大战略，从而取得了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任何一项大战略，总会伴随着一项反制战略。在当今这个“大战略时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深入研究、理解和认识大战略。     

论新型受贿的认定——以收受未变更权属登记房屋为视角

文章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入手,结合受贿罪的司法审判实践,对以＂借用名义＂收受未变更权属的房屋——进行具体分析,提出相关的意见。     

统一战线服务社会管理的思考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统一战线与社会管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邓小平对提高党员质量的探索——以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为文本依据

党员质量问题,是关乎党执政地位巩固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问题,是党应对复杂局面和抵御各种风险能力的基础。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就党员质量问题从提高党员质量必要性、党员质量的标准、党员质量提高的办法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思考。《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凝结了建国以来邓小平提高党员质量的主要思想。     

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法律素养的差异化培养*--以教育培训为侧重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主题。刑事侦查领域也提出了侦查法治化的思想，其中加强刑侦队伍正规化建设，提升刑侦队伍执法素养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应该剖析侦查人员法律素养的内涵，立足于侦查人员不同的学习背景，提出差异化培养的思想，并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等途径提高侦查人员的法律素养，推动侦查工作的法治化进程。     

接受美学立体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

姚斯接受美学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期待视野"是其核心概念。借鉴姚斯接受美学的立体思维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进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呈现整体性、有机性、动态性的特征。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应尊重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提高传导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重视接受介体的良性合力共建,强化对接受客体的把关。     

艺术设计协同育人平台的建设与实践:以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为例

针对广东省高职教育发展战略和珠三角文化创意产业需求,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围绕提高创新能力这一核心目标,在艺术设计专业群进行试点,创建了艺术设计协同育人平台,经过探索与实践,提出了协同育人平台建设的路径与策略。     

论“两山”理念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

"两山"理念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要求我们从战略思维上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系统思维上把"人-自然-社会"作为内在的有机体去把握,把生态治理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辩证思维上把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相互关系,在实践中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构成统一的整体,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论缓刑的法律性质--兼评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成立累犯的合理性

缓刑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所表现的主要特性是不同的,因而对其性质进行分阶段的界定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和合理性。从决定是否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的意义上来说,缓刑有刑罚裁量的性质;从对犯罪分子具体适用缓刑的各项规定的意义上来说,缓刑又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缓刑,兼具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两重性质。在明确缓刑具有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认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相应之罪的犯罪分子为累犯,就有了理论以及法律上的合理性。此种处置,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既符合中国社会重视行为人主观意志的现实,又能更好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也是符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的。     

后土地财政时期减支增收的财税法律规制

后土地财政时期出现的财税现实困境暴露出过往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究其根源,无疑是现存财税制度的供给无法有效应对后土地财政时期的预期。面对财税领域特别是地方财政增量减少的窘况,并不能一味以外延式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方式来解决。应以财税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转变“全能政府”的传统观念,运用财税衡平理念和理论,强化内涵式减支增收财税法制供给与实施保障。只有矫正过往稀缺财税资源粗放使用的痼疾,使财税资源集约化配置,才能产生有效率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功效。应通过财税衡平法律机制的纠偏,优化财富分配的社会实质公平效能,最终实现新时代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