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演进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逐步实现民族问题指导思想的拔乱反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民族问题、怎样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主线，自觉进行理论创新，正确落实民族政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     

司法鉴定研究三十年检视与评价

鉴定问题自1989年正式载入法律已历经了三十年的风雨历程,渐由微观的“部门工作”发展到宏观的国家法制建设,其学科与学术地位也走出其他学科的附庸,这标志着司法鉴定在制度层面上的研究正在形成,其理论体系也在走向成熟。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简单地梳理、检视与评价,并以此作为纪念。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理论基础及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为确立党员主体地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党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论断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和丰富的时代价值。     

道路·体系·制度: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

胡锦涛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归结了90年来所取得的三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上三者的统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内在逻辑相一致的理论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     

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理由的规范化

《行政处罚法》的新规并未直接揭示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学界目前依然存在着“依据论”与“理由论”两种观点。实际上,依据裁量基准的形式外观与现行立法的规范用语并不能证明裁量基准属于裁量行为的“依据”,相反,根据权源性标准和拘束性标准,可以得知裁量基准并非“依据”。同时,通过对裁量基准与裁量理由的实质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同质性,而且存在着内容上的同构性。不仅如此,裁量基准的运行机制也进一步验证了裁量基准属于“理由”的判断。不过,裁量基准绝不是“理由”的等同概念,而是“理由”的一种规范化表达,“规范”的形式赋予了裁量基准独立的制度定位。     

开放出“法治中国”命题的问题域——《法治中国》对中国法理学研究与教学的启示意义

《法治中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的重要论述》一书较为全面地开放出法治中国命题的问题域,且更新了法理学教材体系中对法治论部分的理论认识,是中国发展中法治的共时态学科回应之显现。从教材编撰的角度审视,该书具有典范意义,即沟通了法理学教学所必须直面的理论场域和实践场域这两个意义世界。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实践路径

对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必须密切结合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以及数字经济对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发展动力的深刻影响。本研究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动力,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内涵是发展高质量的数字经济。研究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发展数字经济为抓手,全面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加快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水平,并为积极构建全球网络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分析

通过和解解决刑事纠纷在本质上是个人权利(不追究权)对国家权力(刑罚权)的一种协调和平衡,在我国自古有之.它与刑事自诉制度、国家追诉制度、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都有密切的理论联系.对刑事和解的法律规制可以从案件范围和和解方式来考虑.     

超验主义中的以道为体与以儒为用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超验主义哲学家和美国文艺复兴的思想领袖。在他构建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中,既吸收了西方哲学中的精华部分,也积极的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汲取养料,接受儒家思想,并为己所用。虽未接触道家思想,却与之奇妙的契合,最终体现为以道家为体,以儒家为用的思维模式。     

东亚共同体:路径、机制与挑战

基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体制性原因,东亚一体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应该说,这是区域合作的政治构想。然而,作为政治构想的东亚一体化是一种经济增长型政治的意图,它走出了一条与欧盟完全不同的路径。首先,在欧洲,以欧洲人为核心的欧洲主义成为地域统合的原动力,可是,东亚经济统合缺乏欧洲人那种主体性意识,这是一种地域结构性的差异。其次,东盟10+3模式是东亚共同体的推进机制,然而,与欧盟比较,东亚缺少一个既有共同政治基础、又有法律约束力的推进机构。再次,冷战从欧洲全面退却,但是,在东亚,冷战呈进攻态势,亚洲主义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难以跨越的障碍。最后,文章指出,应以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东亚机构建设,以机构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并推动东亚共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