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解释的学理解构与制度重建——以刑法为视角

立法解释是在法律施行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对法律用语所作的阐释。立法解释存在诸多缺陷。从宏观角度而言,立法解释既不符合民主原则,也不符合法治原则,是规则中心主义的体现,其内容与司法解释内容高度趋同。从微观角度而言,立法解释不当地介入诸多问题。司法解释完全可以取代立法解释,其质量可以得到监督和保障,同时,人们应当坚持客观解释的立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发展与多维解读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与把握,国内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诠释;二是理论界学术界的研究。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界定主要是从建设道路、建设事业、理论体系、政治旗帜等方面加以阐释;国内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诠释,具体包括思想理论、价值体系、发展道路、制度设计等方面。在研究视角上,既有整体性的研究也有差异性、特殊性的研究,还有过程性的研究。     

恩格斯晚年在民主问题认识上的两大理论飞跃

恩格斯晚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恩格斯晚年在民主问题的认识上实现了两大理论飞跃：一个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上,实现了从公社国家到民主共和国认识的转变;一个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斗争策略上,实现了从暴力革命向合法性斗争的转变。但是,在形成这两大理论飞跃的过程中,恩格斯并没有忽视对暴力问题的强调。总体上说,恩格斯晚年的民主观实质上指向了阶级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统一。     

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比较探析

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不同,使中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基础上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根源于中国古代哲人对天命论、人性论和义利观的探究;新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内容庞杂,但体系明显,体现在公民观念、共和精神、自由平等思想、神学思想,以及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等学说中。比较与探析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对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确定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于我国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若干问题——评“迷思论”和“杞人忧天论”

本文针对“迷思论”和“杞人忧天论”,揭示了我国长期存在的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客观事实;阐述了衡量投资率是否过高、消费率是否过低的理论标准;据此历数了高投资率、低消费率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指出了上述观点并不是源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源自古典的和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分析了上述观点反映了当前我国某些特殊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

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中,群众路线进一步发展创新,集中表现为：以人为本的提出提升了群众路线的价值;群众监督拓展了群众路线的新内容;服务型组织建设创新了群众路线的实践形式;为民务实清廉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时代要求。     

裁判医学在湘雅的起源与发展(英文)

裁判医学在中国的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并在此后得到了迅速发展。本文以湘雅医学院裁判医学的学科发展历史为主线,阐述了裁判医学的演进,包括科学理论基础、法律制度和政策支持三个方面。本文旨在探求裁判医学在湘雅医学院的发展历程,呈现中国近现代法医学的缩影,并为中国法医学发展提供历史参照。     

进化论与心理学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

促成西方科学心理学诞生的知识社会学背景,决定;了它在诞生时的哲学性质。进化论通过对心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之间的功用关系的历史逻辑的追问,隐含着对心理学理论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理论思维方式未能以完成的形式在历史上得到实现。反思进化论与心理学之间的历史关系,是把握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历史逻辑的先决条件。     

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的有益探索——评《和谐劳动关系论——全球发展与中国实践》

和谐劳动关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靠动力,又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关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多是从管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视角进行的定性研究,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的规范系统的定量研究较少。《和谐劳动关系论》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理论和实证相结合,在归纳和提炼国内外劳动关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分析影响我国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主要因素,最终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政策建议。其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1)提出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劳动关系的“倒U型”变化规律;(2)基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依法治国的背景,评估了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有效性,并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政府职责进行了强调。     

关于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对话

发轫于 2 0世纪 90年代之初的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讨论 ,对于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 ,这一讨论本身也还存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 ,为了使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本刊特地将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苏州大学杨海坤教授与法学博士章志远就这一论题的对话予以刊登 ,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