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质疑现代性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借鉴作用

现代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体制、文化状况的统称.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主要有:以"微观权力论"质疑批判了西方所谓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工具理性"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以"非中心化"思想,质疑现代化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诸如,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同时表达了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关注.这些质疑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启迪是:首先要明确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避免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从产生异化的原因入手,创造条件防止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拒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正确认识、处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求得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阿拉伯国际商贸中的代理制度

现代贸易合作必须在规则中展开,要发展和拓展阿拉伯国家各种现实与潜在市场,必须了解、研究、熟悉阿拉伯"商规",其中货物贸易既是阿拉伯商贸传统强项又是当代贸易流通的现实领域,一些阿拉伯国家制定商贸代理法,是一种市场准入与合作共赢的制度安排,构成阿拉伯"商规"的组成部分之一。     

自然人书面契约取信方式研究

印章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其中公章自古至今为实用而治,私章则经历了一个从实用到艺术的转变过程。我国古代书面契约的取信方式历经变化,但私章讫未成为公认的取信手段。西方国家在法律史上曾有盖印取信的制度,但当今通行的法定取信手段则是签名。我国现行法上的书面契约取信方式兼采签名和盖章。私章自身的内在局限及签名取信的多维优势,决定了签名取代私章的必然。自然人主体书面契约的取信方式统一于签名,是法律体系内部相协调的需要,并可以获得法律解释理论上的有力支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机制有效运行的原因及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社会形势,成功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唤醒了民众的革命觉悟,有效地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的有效运行机制,对新时期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研究

我国警辅人员的惩戒制度不完善,导致对警辅人员的惩戒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需要从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细化研究。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的建构,既不能全盘地接受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更不能一概地拒绝,而应考虑到该理论在警辅人员管理中的适用性,并确立相应的规则。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的建构,应当遵循惩戒与职业收益的比例性、惩戒的明确合理性和惩戒的合法性等原则,进而完善惩戒机构的模式、违纪行为的形式和惩戒的种类等各方面的内容。最终,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的建构,既要有效保障警辅人员的合法权益,也要实现警辅人员利用的目的。     

论司法权运行的民主性——以自组织理论为分析工具

自组织理论作为研究自然界复杂性现象和事物的方法和工具，也应该适用于广义自然界下的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比较可以发现，作为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司法权运行系统，存在开放性、两造的非平衡性结构、证据裁判及非线性攻防特征，这与自组织的四个基本条件是吻合的，或者说司法权运行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同时，司法权运行中所必备的整体性视野、非决定论思想和不可逆理念也与自组织理论的哲学特性契合。司法民主是司法权运行系统的自组织性体现。以自组织理论分析司法权的运行，可以避免比较法、逻辑理性等法学视域的狭隘，为司法民主寻找更为客观的社会学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根据。     

立法过程中专家咨询制度的多维面相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利益多元化与利益失衡现象并存。如何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避免立法疏误,提高立法品质,增强立法的正当性是立法主体必须面对的问题。专家咨询制度具有多维面相,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看是立法民主的表现,从科学决策的角度看是立法科学的保证,从法治的角度看是立法合法的要求,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是立法正当的期待。全面认识和把握专家咨询制度的多维面相,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在立法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     

选人用人科学化的再思考

按照"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一重大命题的逻辑,研究和思考选人用人科学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实现选人用人科学化,必须针对选人用人上存在的瓶颈问题,大力推进选人用人制度改革,不断提高选人用人科学化水平。同时,要建立和依靠科学的制度,为选人用人科学化提供基本保障。     

The classification of electoral systems: Bringing legislators back in

It is widely assumed that electoral institutions shape politicians' incentive for personal vote-seeking, with important behavioral and policy consequences. Yet, there is a surprising lack of consensus on how to compare real-world electoral institutions. Using new data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legislators' own perception of their electoral incentives in fifteen democracies correspond to some of the most seminal classification schemes in political science. Our survey of 2326 legislators – the empirically broadest study of personal vote orientation so far conducted – demonstrates that legislators do not always understand electoral incentives in the same way scholarly rankings do,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scholar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o justify their choice of classification scheme. If not, an entire body of literature may be misguided.     

文化体制改革的实现路径

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有利于更好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随着近年来我国文化领域深层次问题的凸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显得极为迫切，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文化管理体制；加快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加强文化体制改革的配套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