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承诺中的法益处分权限研究

在被害人承诺中,法益处分权存在司法界限和立法界限。在司法界限中,刑法保护个人法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民自己决定的自由不受侵犯,因而社会伦理规范和法益的重要性都不得作为限制自己决定权的理由。在法无明文规定的场合,被害人对法益的处分自由不受限制。但生命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无论有无承诺,侵害生命的行为都同时彻底摧毁被害人的自由,因此承诺杀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立法界限中,刑法可以基于重大法益面临的普遍危险性、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的关联性以及自律判断的不充分等方面的实质理由对法益处分权进行特别限制。这些立法限制只能在刑法明文规定的范围内适用,而不得类推适用于其他法益处分情形。     

青少年网络心理-道德教育的路径探析

网络心理-道德教育是青少年心理一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心育与德育的融合。在开展青少年网络心理-道德教育时，应遵循整体发展、价值导向和寓教于乐的原则，通过加强教育队伍建设、教育阵地建设和网络法规建设等途径，通过全社会的整体协调，共同实现教育的目的。     

信息化环境下领导干部危机应对方式探析

在信息化环境下，各级领导干部的危机应对能力，正面临反应更快、决策更准及更善于和媒体与社会沟通等一系列严峻考验。但由于理念、意识、机构、人才、法制等原因，部分领导干部还存在传统管控思维未完全转变、不时消极被动、防抗不力，不善于与媒体沟通等问题。为此，信息化环境下领导干部危机应对能力，必须通过确立公仆意识、保持积极主动心态、熟练掌握网络技术、锤炼心理稳定性、加大培训力度、优化法制环境等途径加以提升。     

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

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法东渐的产物，故而受西方影响极大。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本属常态。然而，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西方话语对中国法学渐有从“影响”转变为“宰制”之虞。考察五百年以来西方话语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从“鬼话”到“童话”再到“神话”的轨迹，值得深思。在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开始成为知识界愿景的今天，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为清醒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西方话语：抛弃鬼话，认清童话，破除神话。既要反对盲目排外，也要反对妄自菲薄，而应以翔实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认清真正的西方与中国，将西话变成真话，助力“中国法理”的构建及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最终确立其在人类政法智慧版图上的应有地位。     

创新驱动国家持续发展的战略考量

创新标志着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品质和优势特征。党中央在对创新驱动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战略考量中，彰显了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战略意义、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以创新驱动型取代资源依赖型和技术依存型的路径选择，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不断提升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与核心竞争力；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奠定决定性基础；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我国创新驱动国家持续发展奠定雄厚的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基础。     

国企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若干思考

科学合理地开发和管理人力资源是国企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目前，中国国企仍存在组织机构设置不够合理、人力资源信息匮乏、管理粗放、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为此，必须重视整体性人力资源开发，建设规范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自我防卫机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概述了三种典型的自我防卫机制（认知失调、社会比较和自我肯定）及它们的可替代性，自我防卫机制研究方法的变迁、原因及解决方法，自我防卫机制与相关变量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对这个领域今后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社会转型期街面“飞抢”犯罪的成因

城市流动人口增长、就业渠道收缩、利益分配不均等招致怨愤情绪的累积，教育缺失、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等造成个体自律意识的薄弱，这些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与问题共同构成了“飞抢”犯罪形成的主客观原因。因此，形成标本兼治、具有互动效应的遏制系统，并对犯罪实行强有力的他律机制，才能使打击“飞抢”真见成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时期和两次转轨

本文认为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起，中国即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章以二元选择论为立论根据，将“姓资”“姓社”问题转化为分期问题，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为平等式、经济发展式和全面发展式社会主义等三个时期。三个时期发生了两次行进轨道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平等轨道转向了发展轨道，十六届三中全会从发展轨道转向全面发展道路。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对象范围研究——对美国相关司法探索历程的分析与借鉴

作为功能性技术产品，计算机软件在我国著作权法下的保护范围仍处于模糊状况。美国司法实践中对软件著作权保护对象范围的界定经过了较长期探索，积累的理论和司法审判结论对世界软件产业及司法实践影响广泛。我国司法可借鉴美国的经验、理论和案例，以立法目的为出发点，考量技术领域的利益平衡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对软件著作权保护对象范围做出更加明确的合理界定，从而在激励软件开发与促进技术的传播和进步之间实现最佳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