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问题与实践路径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是要消除乡村,而是要振兴乡村。乡村振兴既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又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扎实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要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回应和解答新时代“三农”问题。农村关涉共同富裕的基本面,要努力推进农村综合性改革,解决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供给等难题,优化农村创富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要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解决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发展难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民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群体,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解决运行管理、集体产权和发展动力等难题,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解决“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才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建党90年来农村基层政治沟通的嬗变和发展

农村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沟通,农村基层政治沟通研究对农村政治建设乃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总结梳理了建党以来农村基层政治沟通的演变历程,分析了当下农村基层政治沟通运行中存在的障碍,并从沟通主体、沟通制度、沟通渠道等视角对农村基层政治沟通的健全和完善进行了探索。     

加大控制与打击农村犯罪活动力度之策略

当前农村犯罪的基本情况是侵财型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极为猖獗,黑恶势力犯罪在局部地区比较突出,杀人、伤害犯罪案件仍然偏多。但就对农村治安局势的危害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黑恶势力犯罪、侵财型犯罪以及系列性的杀人、伤害犯罪和各种苗头性犯罪。有鉴于此,有关方面应以稳定农村社会治安局势为基本价值目标,做好对相应犯罪活动的控制和打击工作。     

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南疆深度贫困地区扶贫立法中免于贫困权利的保障

免于贫困权利的保障不足是贫困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主要原因。南疆深度贫困地区是新疆全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应集中力量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目前,新疆为打赢“南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制定并颁布了在保障免于贫困权利方面具有一定理论合理性和实际进步性的地方性扶贫法规,有效保障了相关权利。但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免于贫困的权利,仍需积极探索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扶贫立法,及时推动保障免于贫困权利的综合性扶贫立法及制定免于贫困权利保障的操作性程序。     

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体系化:问题识别、逻辑建构和实现路径

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以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而推进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化是2019年《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的明确要求。自然保护地作为国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而运用区划工具进行管理的一种公物,其体系化建设是实现改革目标的要求。立法的体系化不仅是达到保护目标的现实需求,而且也是法律体系化在自然保护地领域的有效延伸。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体系化包括形式意义的体系化(即结构的体系化)和实质意义的体系化(即功能的体系化)。结构的体系化是指通过立改废释等方式,构建全面完整的自然保护地立法框架;功能的体系化是指将各项法律功能分配给相应的法律法规,该功能的实现需要在自然保护地内部法律法规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也需要与外部相关法律之间形成有效衔接。唯此,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体系化才能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的建成。     

制度-效能: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以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路径。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组织力、领导力,街道与社区等社区治理主体职责界定不明晰、治理载体单一,导致以党建推动社区治理制度向效能转化存在困境。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明确街道与社区作为社区治理“主战区”、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主体责任、坚持治理重心下沉,有效推动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浅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容富政策的调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整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平衡了农村各阶级的利益，通过保存富农经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在政治上构筑了党在农村的统一战线，这为动员和争取农村一切积极因素去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总目标、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保持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少数民族旅游地的旅游利益分配问题初探——以广西民族旅游地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居民的参与,因此在旅游开发中必须处理好旅游利益的分配问题。然而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当地居民的利益分配权被长期忽视。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式,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加强旅游开发中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制建设,营造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氛围,提高传承人的津贴,鼓励成立传统文化保护的民间社团,在旅游开发中逐步提高当地居民的可分配利益。     

论乡村基层组织心理契约的重构

乡村基层组织的组织效能不仅来自于"以制度为中心"的刚性化管理,更来自于以"心理契约"为基础的柔性化管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乡村基层组织心理契约发生了巨大变化。构建符合组织管理需要的新型心理契约应完善组织内部沟通机制,提高组织和成员的互信水平;强化组织目标管理,形成组织与成员的共同愿景;培育和谐的组织文化理念,增强成员认同感;建立合理的职业发展规划体系,促进成员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