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区域就业结构性失衡及应对

城镇就业比重是衡量我国城乡、区域就业结构性差异的重要指标.研究对城镇就业比重变化、城乡和区域就业结构差异度、影响城镇就业比重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全国层面城镇就业比重稳步上升,南北方城镇就业比重同步上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起步差距不大,粤港澳2012年后大幅提升;(2)全国省份间的城镇就业比重不平等呈现...     

新时期民族地区政府管理创新理性思考

民族地区要想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实现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就必须加快发展步伐。然而,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已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推进政府管理创新乃是民族地区冲破发展瓶颈的制胜之策。     

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强调要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健康协调发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赋予农村城镇化建设以新的内涵和意义,农村城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内容和基本目标,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为指导,探讨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以期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与自治立法关联研究——以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为样本

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自治地方法治建设是民族地区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论文通过数据分析厘清二者关联,得出自治立法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推动民族自治地方法制建设的结论。由此并进一步发现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在法律总量、立法质量、民族特性、可操作性等方面存在不足,结合现状和研究结论对民族自治立法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提出新认识,探索法律助力经济发展新模式,以实现保障中华民族共同繁荣、携手共进的崭新局面。     

区域贸易协定的最新趋势及其对多哈发展议程的负面影响

当前各种区域贸易协定正在朝着跨地区、跨大陆、跨大洋的方向迅猛发展。导致这种异常现象的原因错综复杂 ,既有历史上的法律漏洞 ,又有现实的政治安全、外交策略和经贸利益等因素的考虑。过多的区域贸易协定直接威胁着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和前景 ,越来越严重地侵蚀着WTO的基石、精神和宗旨。区域贸易协定和最惠国待遇在多边贸易法律秩序中的“例外”和“基本原则”的法律定位 ,越来越变得只具有法律文字和理论上的意义。面对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的双重挑战 ,中国应主动适应、参与和利用这种双向并进趋势 ,力争在两条基本的发展轨道上实现“双赢”的最佳目标。     

论民族地区税源与税收收入的背离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出台,标志着我国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进入重要阶段。税收制度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现。其中,税收制度中的税源与税收收入背离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本文以民族地区为视角,研究地区税源与税收收入存在的背离现象,并对这种背离带来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之为基础,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和政策建议。     

不同产地知母须根中3个(口山)酮类成分含量测定

目的 测定不同产地知母须根中新芒果苷、芒果苷和异芒果苷的含量。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二极管陈列检测法，Shim-pack色谱柱(4.6 mm ×250 mm，5 μm)；乙腈-0.4%冰醋酸水溶液梯度洗脱，流速1. 0 mL/min；柱温25 ℃；检测波长为258 nm。结果 所收集的知母须根样品中新芒果苷的含量为1.2％～1.9％，芒果苷的含量为1.0％～1.6％，异芒果苷的含量为0.4％～0.6％。结论 知母须根中（口山）酮成分含量较高，在知母须根的综合开发利用中可考虑此类成分。     

城乡公平贸易视角下的民间社会服务组织研究——以广州市A社工机构为例

以广州市A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以城乡公平贸易为切入点,系统描述了该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城乡公平贸易的发展模式与现状,深入了解社区经济、城乡公平贸易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进而挖掘城乡公平贸易模式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工作的价值与意义,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找寻新方向。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省际接边区域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省际接边区域在土地革命、抗日根据地建设以及解放区发展中走向了历史时代的中心舞台,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对省际接边区域的利用主要是通过武装割据、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经济建设来实现的,采用了一种与省域中心区不一样的治理模式。今天,省际接边区域是经济发展的低各地区,为此,可以借鉴党早期对省际接边区域治理的智慧,打破行政壁垒,走片区治理之路,推进经济一体化化发展。     

论云南边疆地区民族乡政府能力建设--基于P民族乡的分析

受各种因素影响,云南边疆地区民族乡政府在自治、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组织协调和学习等方面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加强云南边疆地区民族乡政府能力建设。需要从民族乡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家体制以及政府内部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并使之成为促进云南边疆地区民族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加快整个云南省发展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