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四假相”说的诠释学意蕴

“假相说”是培根哲学体系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该学说的重要理论价值关键不在于它包含有对经院哲学的批判,而在于它从认识主体即解释者的角度探讨了认识或解释自然过程中产生谬误的原因,在于它通过对阻碍“自然的解释”种种因素的精彩分析深刻阐述了偏见与理解、解释之间的关系,从而以特有的方式揭示了“理解的历史性”等问题.内涵于培根“假相说”中的诠释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来诠释学的产生与发展.     

反思“醉驾”入罪——规范理解与情境预防

面对社会上日益严重的醉酒驾驶问题,《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有关醉驾的刑法规范主要体现了刑法保护法益前移与抽象危险犯的立法精神。而用刑法手段减少风险的发生、确保交通安全并不能有效达至理想效果,超越规范层面的惩罚醉驾的政策与风险防治因素为情境预防理论应用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可寻的依据。从具体犯罪的预防出发思考减少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机会,应用情境预防理论控制醉驾的发生是可行的新路径。     

理性认识金融危机下我国中间阶层的作用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承受着巨大压力,一部分人认为,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中间阶层能够以其强劲的消费拉动中国经济,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文章认为,在金融危机下,这不是一种理性的对待中间阶的态度,并从经济、政治和社会责任感三个角度,分析了在当前环境下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随后,从不能正视中间阶层的现状,忽略中国社会发展的实情以及对中间阶层理解的偏差性等方面分析了持这种观点的原因。     

日本教育改革如何达成共识

涉及群众利害的事业能否顺利完成，全凭众人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日本教育改革的呼声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内阁作为国家任务去抓。设置临时教育审议会确定改革的基本方针。在首先确定议事规则、关键概念的含义后开展具体审议。临教审内部各个分会间，临教审与内阁高层、与社会各界通过各种会议以及征文、发行刊物等方式，收集和扩散各种意见和看法，通过3年审议提出4次报告，内阁以最终报告为基础确定了教育改革大纲。充分的讨论和争辩是达成共识的有效途径，寻求共识虽然费时但保证了决策慎重。在社会共识基础上的决策可以避免朝令夕改、最大限度减少决策失误造成的无可估量的损失。     

正确理解才能准确翻译--兼谈直译、意译在英语精读课中的运用

本文认为，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必须建立在对原文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才能进行准确翻译。当原文的表层意思与深层意思一致时，译文采取直译的方法即可；但当原文的表层意思与深层意思不一致时，则必须先对原文进行释义，再将原文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翻译出来，这时译文要采用意译的方法。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但又不能拘泥于字面。翻译的最基本任务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是信息和内容的传达。     

醉驾行为的规范理解和情景预防——从犯罪学视角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有关醉驾的刑法规范主要体现了刑法保护法益前移与抽象危险犯的立法精神。面对社会上日益严重的醉酒驾驶的情况,运用刑法理论中的危险犯和法益侵害概念并不能有效达至减少风险的发生,确保交通安全的理想效果。超越规范层面的惩罚醉驾的政策性与风险防治因素,为犯罪学中的情境预防理论应用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应用提供了可寻的依据。从具体犯罪的预防出发思考减少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机会,应用情境预防理论控制醉驾的发生是可行的一条新路径。     

邓小平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五个方法论原则

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是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其中包括关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它们是整体性原则、根本性原则、现实性原则、目标原则和发展原则。正确把握这些原则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犯罪现场新概念

犯罪现场的概念伴随犯罪的产生而产生，也伴随着犯罪的变化而变化，现实斗争呼唤对犯罪现场概念的进一步认识。比较国内外的探索轨迹不难看出，传统的犯罪现场概念背离了科学定义规范，使其外延既有扩大的一面,又有缩小的成分。科学而切合现实的概念应当这样表述犯罪现场是指发生和存在犯罪行为的地点和场所。     

组织犯:诠释基础、类型与处罚

组织犯作为共犯人的一种类型,在各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都得到普遍承认,但对于组织犯的探讨与适用由于各国犯罪论体系以及刑法分则条文构建基础的不同也必然体现出不同的立法与司法操作思路。在我国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所构建的犯罪论及刑法分则体系的具体语境下,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我们应当坚持形式认定标准的立场,采用形式意义上的组织犯概念,从广义上来理解组织犯范围。在组织行为实行行为化过程中应遵循等价性原则,做到综合考量、从严掌握、谨慎处理,这也是由组织行为与实行行为在法律性质归属上具有本质区别所决定的。     

民事审判中关于新的证据的理解与适用

本文试对民事审判中新的证据进行界定 ,对新的证据的审查判断、举证期限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将新的证据与“准新的证据”、新证据进行了比较分析 ,力图丰富新的证据的内涵 ,正确运用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