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几点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民生问题上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正确认识生产与生活的辩证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用共同理想凝聚人心,维护社会团结稳定;加强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用制度保障民生;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追求循序渐进;坚持解放思想,以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     

中国法官制度理念之创新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现代西方司法制度基本制度与理念的接纳与吸收,是一项具有创制意义的事业,但同时也包含着内在的冲突。在对现代西方司法制度与当代中国条件的这两种解读之间作出选择并非易事。现代西方司法制度诉求的宽度为中国的法治创新开拓了广阔的视野;但同时,司法制度的构成元素具有复杂性。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一国司法制度的设立,一般都与该国法制的历史文化相关。法官制度的建构应该与普遍认同的概念理念相符,在普遍认同的概念下,中国法官制度的理念才能有所创新。中国法官制度的完善,必须通过法律制度的不断向前发展,法官理性能力的不断完善来进行。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人民性的体现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人民性体现在改革开放的目的、动力来源及评价标准方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要坚持改革开放；完成党的各项重大任务必须依靠广大人民。依靠人民才能解决和克服各种困难，因此，改革开放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评价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应该由人民说了算，应将人民是否满意、幸福作为改革开放的评价标准。     

中国古代审判中的狱贵初情

“狱贵初情”是指在案件受理之初认真调查证据，并在事实认定时重视采信此类证据。“狱贵初情”观念萌芽于先秦时期，历经秦汉至隋唐的发展，到宋代时成型，元明清时期继续深化。“狱贵初情”对中国古代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部分司法者对初情采信的偏面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狱贵初情”观念与实践的异化。     

我国侦查主体设置的变迁与重构——以改革开放为研究起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侦查主体的设置总体上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但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范来看，仍存在着法律规定不统一、不详细且有相互矛盾之处等问题，而实践中侦查主体的侦查权和其他权力相互交错、权力滥用现象亦不少见。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由法律统一并详细规定侦查主体，即各侦查机构及其人员组成，并努力向“大侦查机构”方向迈进。只有这样，才能使侦查主体的设置更加合法和合理。才能走向法治化和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

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中，群众路线进一步发展创新，集中表现为：以人为本的提出提升了群众路线的价值；群众监督拓展了群众路线的新内容；服务型组织建设创新了群众路线的实践形式；为民务实清廉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时代要求。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探书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主要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即坚持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及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即坚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同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个有利于”；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     

党内民主建设应把握的“三个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党内民主建设的若干关系：坚持党内民主与发展人民民主相互统一,互促共进;党内民主思想教育与党内民主制度化建设相互统一,协调互进;发扬党内民主与坚持集中领导相互统一,辩证发展;发扬党内民主与维护党的团结相互统一,一体推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于推动党内民主建设意义重大。     

党的代表会议的历史源流及与时俱进

党的代表会议与党的代表大会有显著区别。党的代表会议是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已明显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理应按照发展党内民主、＂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要求,对党的代表会议的相关规定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     

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70后”和“80后”青年的公平感和民主意识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在学历、收入、就业、生活方式和态度表达方面的特点。70后和80后青年的社会态度也与众不同,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平和更强调个人权利和责任。针对当代青年的特殊性,本文提出了有利于青年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