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法》中拟制罪名的几点看法

罪名是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所规定的犯罪的名称。我国《刑法》中拟制的一批罪 名,总的情况是好的。但尚存在不足之处:有些罪名字数较多,可识别性程度不够,概括性不强。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发展与援助在二战后的制度化结合是现代援助体系诞生的标志,对外援助的道德属性被框定为帮助受援国实现发展。但在现实中,西方和中国常质疑彼此的援助道德动机,前者认为后者的基建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后者认为前者的软性援助人员费过高、口惠而实不至、干涉他国内政。本文尝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将对外援助决策的规范建构与理性选择双重属性理论化,发掘一国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政策间的关联性,以解释西方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差异和误解来源。概言之,发展通过中间变量产业结构可以分解出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和发展压力等作用机制,影响一国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因而工业国倾向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援助,第三产业国则偏好投放专业服务类援助。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视野下,中国对外援助的偏好和结构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同援助方的发展援助既会产生竞争,也可互补共生,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愿景"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实现。     

论生态补偿制度的价值体系

法的价值是法之所以存在的逻辑原点,也是校正恶法、推进法治进步的指针。生态补偿制度的价值体系包括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是内在的灵魂,而工具性价值则是外在的形式。生态补偿制度的目的性价值包括环境公平、正义与秩序,其目的指向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之间实现利益的重构与平衡,并通过确立环境公平的优先位阶,实现生态利益的持续增加。在工具性价值中,确认性价值体现为以制度形式把生态补偿的目的性价值固定下来,使之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分配性价值体现为分配生态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实现权责对等的法治原则;而规范性价值则体现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机制。     

论军事文化的经济价值

军事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促进的一面 ,这种促进作用是在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实现的。军事文化的经济价值主要由战争特点所决定 ,具体表现在军事科学理论知识、军事伦理价值观、军事谋略与思维、军事组织管理对经济技术发展的作用上     

自由的堡垒——在非法侵入住宅罪中探析住宅权的价值

每个人的家都是自己的一座城堡。住宅是公民私人生活最安全、最隐密、最独立的家园,住宅权是一项既包含财产权利．又包含人身权利的综合性权利。我国对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规定缺乏深入研究,应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规定和学说．揭示住宅权在刑法中应有的价值,从而使之能够得到更有力的保护。     

法正义价值的人本之维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本质上,自由以绝对的形式成为人之存在的前提,而自由的现实化之路充满艰辛.正是在对自由的追求中,人们选择了法.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没有绝对无自由的法,也没有绝对不需要法来保障的自由.法的正义价值是人的自由本质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展开,法在制度层面的最核心价值就是对正义的追求,保护每个人所应得的权利,防止他人滥用权力(权利)干涉自由.     

浅论单位犯罪的自首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自然人犯罪后自首的相关问题,但是对于与自然人犯罪主体相对应的另一重要犯罪主体 --单位犯罪主体是否也能成立自首却没有明文规定.单位犯罪自首是在犯罪后基于单位意志而实施的忏悔行为.其自首行为应构成单位自首,在处罚上也应从宽,这也是贯彻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因此,在立法上完善单位犯罪的自首制度已成为迫切要求.     

诉讼和解的价值与制度构建

诉讼和解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一种便利高效的诉讼制度。体现了现代司法理念和诉讼立法精神,反映了诉讼民主化、纠纷解决机制合理化及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增强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其它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注重并构建完善的诉讼和解制度,应建立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强化贯彻处分原则,确定和解的期间、条件及法律效力。     

论儿童作证的价值冲突与选择

就儿童作证而言,一方面诉讼之恶可能会严重侵害儿童的人权;另一方面,探求真实与诉讼公正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法律应当在多种价值冲突中选择,达到诉讼价值的最佳平衡,实现诉讼价值的最大化。儿童作证应有特殊的作证、质证方式,有获得特殊保护的权利。     

两要件双层次犯罪成立要件模式论纲

先事实判断、后价值评价是认识事物和决定取舍的普遍方法。我国犯罪成立要件模式具有静态性和整体性。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同时的、一次性的完成，不仅混同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而且颠倒了先事实判断、后价值评价的顺序，带来了诸多弊端。构建由典型事实到刑事违法性的两要件双层次犯罪成立模式，能克服现存犯罪成立要件模式之弊，对确保刑法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