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定法律冲突之问题研究简

法律冲突之普遍存在一般说来只是普通人特别是法律人的一种感觉，由于法律冲突的存在及其后果往往涉及国家权力的行使和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法律是否真正存在冲突则既不是凭借普通人的感觉也不是依靠法律人的判断，而是由法定的国家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和方法予以认可并加以解决的。     

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在人权理论上的证成与限度

西方学者对于儿童是否可以拥有权利的理性反思最初是在人权维度上展开的,他们依据人权的论证逻辑来论证儿童是人,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就应该享有人之为人的权利,儿童权利乃是一种不可剥夺的道德权利.无可否认,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在人权理论上的证成对于发掘儿童的内在价值、认真对待儿童权利、丰富人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这种论证过于简单和粗糙,其存在着对于人权理论中“人”的含义的重大误解,缺失对儿童这一群体特殊性的关注及其对儿童权利认识的有限性和不充分性等问题.     

个人信息保护视角下的刑事被遗忘权对应义务研究

信息社会催生出被遗忘权，在刑事司法领域延伸产生了刑事被遗忘权。刑事被遗忘权应受严格限制，研究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的义务对于理解此种权利有重要意义。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的义务主体包括刑事诉讼专门机关等国家机关、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履行相应义务的法定条件为客观、主观和法律特殊保护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数据的使用不合法或不合理。义务类型包括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其中积极义务以封存和删除为主要内容，消极义务以不采集、不存储、不传递为主要内容。相应义务的履行需遵循特定程序，包括权利主体申请、法院审查与裁判、义务主体履行义务等。为保障义务主体履行对应义务，须设置不履行的违法责任，如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国家赔偿责任。     

加强学科在高校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出现了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的现象,本文针对目前我国高校研究生扩招的现状,分析了目前高校研究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学科发展趋势及特性出发,分析了学科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认为加强学科对导师和研究生的培养、管理和监督,有利于保证和提高研究生培养的水平和质量。     

中国县区级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社会政策系统协调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政策系统协调性分析框架,对中国县区级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社会政策系统协调性进行分析,揭示了目前县区级出生性别比治理相关社会政策系统中所存在的不协调问题。其中,系统内部不协调主要包括政策主体内部的不协调、政策客体内部的不协调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不协调;系统外部不协调主要包括本社会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系统之间的不协调,以及本政策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不协调。     

网络游戏分级的法律思考

作为一种娱乐项目,网络游戏受到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但也给青少年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我国已经实施了事前审查,但仍不能完全解决其所带来的问题.网络游戏实行分级制,既可为青少年选择游戏提供一定的指导,减少游戏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可使游戏厂商明确发展风险.建议游戏分级标准定为国家强制性标准,由政府机关组织社会公众进行评测.     

当代公安文学主体多样性的生成及其原因

公安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革”中遭到压制,改革开放后获得复苏和发展。伴随着社会环境及文学环境的变迁,公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主体性也呈现多样性发展。五十年代公安文学作品中主体单一,多为“高大全”的人民警察形象。八十年代后,警察形象的构成走向多元与多向,时常表现为带有人性弱点的英雄形象。进入九十年代,公安文学的主体范畴进一步扩大,一方面警察形象在公安文学作品中的比重减小,另一方面,与案件相关的各色人物,包括灰色人物和犯罪嫌疑人的比重不断增加。公安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多样性不仅是社会与历史交汇碰撞下的公安文学特殊性质的合理展现,同时也体现出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力量。     

合同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在合同关系中,区分合同实体与合同程序可以为合同公正性评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等价性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实体公正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固守这一评价标准也不完全符合市场竞争的要求。而以平等协商、自由选择过程以及体现诚实信用的互动关系为主的程序公正更适合现代社会正义观的判断。评价合同的公正性,原则上可以程序公正为首要考察因素,具有程序正当性的合同就可以认定为公正、合法、有效的合同;只有显失公平、需情势变更之类的情况才有必要考虑从实体上重新平衡双方的利益。     

我国患者近亲属参与医疗决定之法律研究

我国理论界关于患者近亲属参与医疗决定的利弊之争由来已久,实践中各部门和院方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做法。然而,以往各学者的论证也只是将焦点放在患者单方的利益,而少有人关注患者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他们把患者的医疗活动看得过于理想化、无涉他性,完全忽视了患者医疗权利的追求要受到其家庭利益和其近亲属利益的限制。权利的行使是有界限的,在关注患者自主权时,既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也要对患者近亲属的合法权益进行考量和保护。     

The ‘Bubbling Up’ of Subterranean Politics in Europ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findings of a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 involving seven field teams across Europe investigating a range of new political phenomena termed ‘subterranean politic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ocial mobiliza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vities in 2011 and 2012 were probably less joined up, more heterogeneous, and, perhaps, even, smaller, than similar phenomena during the last decade, but what was striking was their ‘resonance’ among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the ‘bubbling up’ of subterranean politics. The main findings included:

• ??Subterranean political actors perceive the crisis as a political crisis rather than a reaction to austerity. Subterranean politics is just as much a characteristic of Germany, where there are no austerity policies, as other countries.

• ??Subterranean political actors are concerned about democracy but not as it is currently practised. They experiment with new democratic practises, in the squares, on the Internet, and elsewhere.

• ??This new political generation not only uses social networking to organize but the Internet has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culture of political activism.

• ??In contrast to mainstream public debates, Europe is ‘invisible’ even though many subterranean political actors feel themselves to be European.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term ‘subterranean politics’ is a useful concept that nee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that Europe needs to be problematized to seek a way out of the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