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固本强基工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石家庄市村级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就成为我们当前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石家庄市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以人为本,实施固本强基工程。需要进一步探索与思考的问题是:创新机制,建好班子,育好干部,带好队伍,创新组织设置和运行机制。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外贸易分析——以贵州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外贸易为例

民族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发展与世界的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实施,不仅使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展,更为具有区位优势的西南民族地区提供了发展外贸的巨大机遇。通过对贵州—东盟外贸案例的分析,证明这种机遇是现实的,且具很大的发展空间与前景。     

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与西部新农村法治建设

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许多好的传统至今还存活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诊视、保护、开发和利用。这对西部法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极大。     

近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体社会心态探析

目前,学术界对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教会活动方面,而对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体社会心态研究还很不够。其实他们的社会心态五彩缤纷,互相交织,内容极其丰富。所以,有必要对对其社会心态进行探析,以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整体变迁。     

宋代民间物权关系的家族主义特征

中国古代民间物权关系随着各个时期宗族组织形式的演进而呈现不同的时代烙印.宋代宗族组织呈现了两极运动的发展趋向:民间宗族组织继承了唐末五代政治冲击后遗留的小家小户的分化趋势,而宋代在新兴士大夫阶级和皇帝提倡下又出现了聚宗收族的历史潮流.民间物权关系作为相应的法律映象也呈双向发展:小规模家庭成为民间物权关系的普遍性主体,其民事主体资格得到法律认可,表现为其私产处分权自由度的提升,而传统的亲邻优先权必然随之弱化;另一方面,族产作为重建宗族、维系族众的经济核心,法律亦相应增容了族产的形态类别并对其增强了保护力度.     

"废统论"可以休矣

台湾当局在历史上从未要求独立建国,而坚持主张其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并不存在"国家承认"问题.即使台湾当局宣布"废统",也由于不符合国际法的要求而无法有效建立新国家.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台湾地区因不具备国际上曾经发生的国家分离实践的客观条件而不可能真正从祖国分离出去.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和平统一既是两岸人民的意愿,也符合国际法的要求.     

省直管县改革背景下市县横向分治与合作机制之构建

省直管县改革是为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进行的行政层级调整,对于破除市管县体制藩篱、激活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实践中,市县科层结构"交错纠缠"、省级政府管理幅度偏大、市县资源依赖关系受到冲击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导致改革的政策红利未能充分释放.应从增加省直管县试点数量、推动...     

俄国石油业的发展与外国石油资本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俄国石油业在先发性与相对滞后性的矛盾中发展。先发性指俄国是世界石油工业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相对滞后性指与美国相比,俄国石油业在组织方面存在着差距。俄国因其石油资源丰富、利润丰厚成为国际石油资本角逐的场所。俄国外有美国石油资本的竞争,对内则引进欧洲石油资本。以诺贝尔公司为代表的欧洲石油资本不仅资金雄厚、技术先进,还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欧洲石油资本既推动了俄国石油业的发展,但又并非总能与俄国保持利益上的一致。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基本结构——一个基于文献综述的研究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包括了对制宪程序及其影响因素的经济研究和对宪法规则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两个部分。前者包括:第一,静态经济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制宪程序的因素的研究,在制宪的经济背景,个体的利益衡量、偏好、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的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诸如利益集团、社会组织、供以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宪政制度等。第二,动态经济研究,主要包括对显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和对隐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后者包括研究宪法权利的经济影响和研究统治结构的经济影响。     

Covid-19 Pandemic,Social Mitigation and Taxation: The Open Veins of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has exposed the veins of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With a socioeconomic disaster looming, social emergency policies seemed inevitable. Yet while governments argue over the continuity of such policies and whether the fiscal rules in place should be respected, no sustainable response has come out. This essay problematises whether the pandemic could represent a critical juncture to forge ahead with political narratives that highlight tax exemption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the rich. We analyse the mitigation measures adopted by Argentina, Brazil, Chile and Uruguay and their repercussions on the debate surrounding progressive tax reforms to fund social sc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