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型社会科技法律促进机制研究

科技法律是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促进因素。节约型社会科技法律促进机制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诱导型、综合协调型三种类型。在中国现阶段,可以采取综合协调型节约型社会科技法律促进机制,但又重点依赖政府主导型节约型社会科技法律促进机制来推动节约科技进步与节约型社会建设。根据节约型社会科技法律促进机制类型选择,我们发现中国节约型社会科技法律促进机制目前在科技立法、科技执法、科技司法、科技法律实施监督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必须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完善:第一,与时俱进地推进与完善科技立法;第二,循序渐进地改革与强化科技执法;第三,因势利导地改革与完善科技司法;第四,因地制宜地实施与推进法律监督;第五,竭尽所能地强化科技法制宣教。     

北京交通管理对策研究

解决北京道路交通拥堵这一问题,需要从体制、政策、规划、管理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文章从交通管理的角度较系统地进行了对策研究。     

论形式移转不课税原则

信托是以财产为中心的制度创新,在信托设立、存续、终止的各个环节,存在诸多信托财产形式移转现象。形式移转的财产其取得人并非经济利益的实际享有人,应从实质课税立场出发,将形式移转不课税确立为信托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形式移转不课税原则在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信托税制中均有体现,我国应在今后信托税制的立法中贯彻这一原则。     

拓展刚柔相济的行政法治新视野

构建和谐社会,行政法治过程中不仅要发挥刚性法律约束与强制的作用,还要积极探索不具有行政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协力等柔性行政,以拓展刚柔相济的行政法治新视野,树立刚柔相济的行政法治理念以及相适应的制度。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当性基础及其改进——一个权力分享的视角

最密切联系原则发端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热烈响应,它的适当性基础在于其恰当地在立法者和司法者之间分享了法律选择的权力,使法律选择的过程更为合理。但它又同时兼具过于灵活和不够灵活的缺陷,需要以＂两度法律选择＂和＂更密切联系＂模式对之进行矫正。     

论行政法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以德国行政法律关系论为核心的考察

传统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活动的法律形式为核心建构的体系。但是,现代社会利益冲突的复杂化与行政活动方式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导致行为形式理论在法律事实的认知与解释的功能上均明显弱化。而法律关系理论则能够提供有关法律现象的全方位观察视角,并适合不同的社会利益关系结构与私人权利基础之分析和论证。因此,法律关系理论可作为行政法学体系建构的另一主要支柱,以分担行为形式理论在法体系中的过重负载。     

非法传销的刑事立法刍议

近年来,非法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损害人民利益。对于严重非法传销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立法的现状显得过于苍白,非法传销行为亟需刑法予以规制。我国在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刑事立法中采用了附属性刑法型和司法解释型,应当科学合理地对非法传销行为进行刑事立法,更好地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发挥刑法的功能和价值作用。     

析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

我国两部刑法典都是客观主义性质的刑法典,1997年对1979年《刑法》的修正只是立法技术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刑法基本立场有重大的转变。刑法首先是行为规范,其次才是裁判规范。纯粹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都无法说明我国刑法的基本性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才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法益侵害说存在缺陷,应同时考虑规范违反说才能正确解释刑法规范的性质。     

农民土地权利流转制度研究——兼评《物权法》的用益物权制度

真正物权化的权利不仅要求在静态上可以实现自主支配、排除他人干涉，而且还要求在动态上必须具备自由流转的特性，以实现最大化利用。但我国的农民土地权利因强调身份限制而无法自由流转。虽然《物权法》避重就轻，对农民土地权利仅在体系上进行了整理，具体制度上没有突破，但却为以后的发展预留了通道。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为解决农地上的生产和保障之河的矛盾带来了契机，许可农民土地权利自由流转的时机已经成熟。     

谈刑法理论上的片面共犯

是否应当承认片面共犯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承认片面共犯能合理地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并不相悖，不存在解释论上的障碍，符合我国《刑法》分则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司法机关查明案情。因此，应当承认片面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