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文学中情感的自觉

文章针对审美情感因素研究了魏晋文学的特点。比较说明了魏晋文学理论与儒家诗教说的不同点是对文学创作活动中审美情感因素的重视，并分析了魏晋诗歌作品中对超乎儒家政教色彩的爱情和生命意识的表现，指出魏晋文人对情感的重视使得魏晋文学更进一步表现出文学的本质特点。     

光绪间浙江志怪传奇小说集十种叙考

晚清光绪年间,浙江地域除了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外,还出现了像夏曾传的《四海记》、见南山人的《茶余谈荟》、杜求煃等人合撰的《客中异闻录》、吴绍箕的《四梦汇谈》、孙德祖的《寄龛志》、王嘉桢的《在野迩言》等数量众多的志怪传奇小说集,我们选取其中的十种进行考查。这些作家和作品的发掘研究不但对浙江地域文学具有创新意义,对整个中国文学史料也具有补充价值。     

走向未来的浙江当代文学

在20世纪浙江文学的背景下,浙江当代文学承续令人瞩目的现代辉煌,具有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率先发展的先天优势。但出于种种原因,浙江当代文学总体上是相对沉寂的,文学“浙军”领先全国的优势日渐弱化。而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使浙江当代文学与全国文学一起深刻地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何以化解“危机”？浙江当代文学应该抓住社会转型期重振“文学浙军”的难得机遇,坚守文学本体,让文学回归文学本身。同时,在文体上突破传统模式,适时、适度地向新的文学形态转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浙江当代文学亦应有选择地朝着通俗性、娱乐性、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再者,浙江当代文学要继续立足地域文化,更多地关注当下现实,凸显浙江特色,并努力实现对吴越文化的审美超越。     

公安文学的非职业化创作探讨

一些公安文学过分追求故事和情节的展现,忽略对人物情感的挖掘和表现,冲淡了文学的艺术性,这些和作品的创作主体有直接关系：职业创作人缺少生活和情感体验。在公安文学作品中非职业作者占有很大比例,这是与其他文学创作主体组成形式有所不同的。警察写警察的创作因作者真实情感的投入,使作品更具有了真实性和感染力,随着非职业化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成熟,公安文学非职业化创作对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英美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学生课外学习空间的拓展

英美文学课是我国高校英文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但是课时少,任务重。英美文学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把教学内容由课内向课外延伸,构建课内课外立体交叉的学习模式,如阅读佳作、撰写论文、改编名著、观看电影、表演戏剧、聆听讲座、自主训练等,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实践操作能力是英美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学生课外学习空间拓展的有效途径。     

论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现代悲怆意识

中国20世纪文学史是一部乡土文学在现代文化语境和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的流变史。乡土文学这个主题蕴涵着现代与传统、救亡与启蒙、幻想与现实、离去与回归等现代文学母题。乡土文学在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与批判,对现代文明的拒斥与认同等多重叙述中,折射着20世纪乡土作家们作为叙述主体巨大的精神困境和无法摆脱的现实和文化宿命,他们为中国20世纪文学书写了悲怆的一笔     

“五四”女性文学中“爱”的话语

从冰心开始,"五四"女性作家笔下的爱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冰心所表现的是广义的带有抽象色彩的爱,包括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她希望通过爱来改变世界;冯沅君笔下的爱则是一种矛盾冲突,集中表现为对母亲的爱与情人的爱的两难选择;而到了丁玲,爱则还原为两性之间的爱,而这种爱又失去了早期女性文学中作为信仰的这种神圣意义,而变得真实,而且也表现了对爱的质疑.从爱的话语的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四"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的过程.     

美国西部"世界花园"神话与美国文学中的西部意识

美国开发西部,最初是为了开辟亚洲市场和南美洲市场。随着人们的不断开拓,西部渐渐成了"世界花园"和远离东部现代文明的宁静的田园乐土,这一观念深入到了美国人的意识深处。尽管开发西部的结果是把西部变成了与东部一样的现代化地区,"世界花园"神话被现实击破,但人们的西部意识并未消失。一旦他们对现代文明有所不适,便想到要回归"西部",在下意识中寻找自由的"乐土"。     

A Memorial for jeremy bentham: memory,fiction, and writing the law

At a moment wh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globalisation are, in their different contexts, bringing systems of traditional law (like the Common Law), whose texts are presented as monuments to historical legal cultures, into confrontation with systems of written law which claim to be rational embodiments of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liberal justice, how might we remember Jeremy Bentham, the pioneer of the critique of the former in the name of the latter? This essay in ‘law-and-literature’ looks at the relation between memory, fiction and writing in both the Common Law and in the two last projects for which the radical legal positivist sought to be remembered: the Constitutional Code for the Use of All Nations and All Governments Professing Liberal Opinions (1830) and Auto-Icon: Or, Farther Uses of the Dead to the Living (published posthumously in 1842). By examining Bentham’s lingu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article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aw’ of writing and the writing of law.     

全球化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

在全球化和各种"现代主义"的话语霸权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并没有衰退或丧失,却在一个潜在的"世界性"背景下展示出中国生活和民族性格的特征。全球化文化思潮和文学的"民族性"之间既是侵蚀和被侵蚀关系,也是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后者是在和前者的不断冲突和矛盾中被显化。作家对文化之间碰撞的感受力成为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民族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