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谋及其著述在桂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陈宏谋是清代乾隆时期官位最高、任官时间最长、任官历经省份最多的桂林籍官员，其一生仅政绩卓著，堪称一代清官名臣，而且严谨治学，著述颇丰，在民间尤其是对桂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大。从陈宏谋与桂学文化的关系及其为政治学的风范对桂学文化的影响，研究桂学文化的价值，探究其思想和方法，对丰富桂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明清州县监狱狱囚生活处遇制度研究

狱囚的生活处遇是监狱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前代相比，明清时期，州县监狱在狱囚生活处遇方面的制度和法规都有了明显进步，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但是，这些制度与规定在许多时候都不能得到切实的执行，狱囚的生活仍然相当悲惨。这表明，在古代社会，狱囚的生活处遇制度并不意味着承认囚犯的人权，而是为了体现统治者的仁厚，狱囚生活处遇的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的清明程度，这使狱囚的生活待遇缺乏稳定性和保障。     

试论唐玄宗《道德真经》注疏中的帝王理身与无为理国思想

唐代以来，在统治者扶持下，崇老崇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在唐玄宗时期，把道家道教推向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唐玄宗也成为第一个亲自注疏《老子》的皇帝，在《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中，玄宗以“妙本”思想为理论基础，深入分析研究《老子》中的政治理论，也就是“帝王理身”与“无为理国”思想。     

理性范式及其对中西宪政的文化制约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原始习得和传来因素而形成的、有支配力的精神统一体,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为文化共同体成员提供交流平台。文化研究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结构研究。从发生学和文化本质论的角度分析现代立宪主义可知：西方宪政文化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儒学文化由于普遍理性的缺失并未自生自发形成宪政文化。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应该从理性培育和法制保障两个角度践行宪政。     

先秦儒家的治国方略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诸子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治国方案，德主刑辅、礼乐教化、修身克己、为民制产、选贤任能、与民同乐是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从总体上看．儒学是先秦儒家诸子构建和论证其治国方略的哲学基础。透过先秦儒家的治国思想。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晚清时期英美传教士的中国法律观

晚清时期,英美两国来华传教士的作品中保留了丰富的中国法律史料,内容涉及法典演变、刑法、民事法制、诉讼法制以及行政管理法制等多方面,反映了当时英美人士对中国法律的总体观念。在传教士看来,中国法律具有家族本位、严刑酷法、司法腐败、集体连带责任、激进思维等多种特点。这些观念对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指导今天的法律变革和法治建设都具有启发意义。     

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职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汉袭秦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这一国家体制.秦汉王朝实行的羁縻职官制度是这一政策的集中体现.     

宋代"情迹"审讯方法研究

产生于宋代的“情迹”审讯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司法制度的日臻完善、案件审理程序的严密及司法办案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情迹”审讯法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它在当时及后世的侦审办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侦查讯问应当汲取其精华,实现古为今用。     

中西方动机思想的多维探究与运用

动机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动机的探讨也是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从中国先秦时代孔孟的论述,到近代西方系统、完整的介绍、阐释,动机这一教学成效中极其关键的因素,也越来越被广大学者接受、认可,并发挥着日渐突出的作用。我们试从中国古代先秦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入手,初步探讨动机的成因以及作用机制,并结合当今语文学习做实际和细致的阐述。     

宋代经济领域中的告赏立法

立赏告奸作为鼓励吏民揭发犯罪的手段,早在商鞅变法时已经出现,其后历代多有此类立法。而宋代的告赏立法,不仅适用于刑事犯罪,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中的犯罪亦广立告赏之法。仅此项立法,在宋代已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法域,成为古今中外实不多见的一种法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