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代婚姻制度的独特性与进步性的若干思考

元代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并存,在婚姻成立的要件与缔结制度中,特别注重婚书的内容与形式的撰写;元代妇女婚姻不仅完全商品化,而且还对悔亲处罚的规定特别严厉。     

先秦儒家视域中的“理”与“欲”

“理欲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伦理思想史上重要内容之一。2000多年来，思想家们在理欲关系上是非争鸣。以孔孟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在“理”与“欲”的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出的“欲而逾矩”、“以礼节欲”等思想，不仅是后世“理欲之辩”的理论基础，对于解决困扰现代社会的人贪欲过重的问题，也是一个深刻的启示。     

清代共同犯罪制度辨析

《大清律例》“共犯罪分首从”条是清代处理共同犯罪的总则性律条，它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有两点：一是“共犯罪分首从”，二是“以造意者为首”。这种将共同犯罪人区分为首犯与从犯的分类方法，既不同于西方法律的“正犯与共犯”之分，也不同于当代中国法律的“主犯与从犯”之分。清代的共同犯罪制度体现了乡土中国独特的法律追求，应当引起当代法学界的重视。     

试析宋代证据制度发达的原因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诉讼活动逐渐文明化的必然趋向;契约制发达;审判制度变革;司法官员选任方式和务实重民观念的影响;宋代民风好讼。     

清末以来广西人开拓马来亚半岛的历史生态

从现有文献史料梳理桂籍先民大批南下马来半岛的历史,时间当在1880年后。此前,马来半岛各地不同籍贯华人帮群曾经长期互相纠纷,不见广西人有组织参与的记录。1883年在新加坡才成立有五合公司,主要依靠清代博白县人与广东高廉州同乡联合方得成势,可以反映广西人在南洋华人之间并非主要势力。在清代至民初下南洋广西先贤之间,其中较早从北海陆续出洋的,多是来自陆川、博白、贵县、兴业等县客家人,较后又有来自容县等白话县份的先民取道香港南下;他们上岸地点可能包括今日泰国南部与新加坡,并从当地分散到南洋各地区,形成以矿区或农园生产为主流的广西村。五合公司在20世纪初期改名"三和会馆",其成员约5 000余众,分散在南洋英、荷属殖民地谋生。随着马来半岛历经日本军事占领、英殖剿共政策等历次政治变迁,如今,很多原来的广西村面貌不再,有些在地图上已消失,即使讲客家话和讲白话的"广西村"亦可能互相转变。这导致目前研究的困难,但也说明马来半岛的广西研究刻不容缓。     

清代遗骸Y-STR检验1例

法医学实践中经常遇到对骨骼DNA检验的案例,但对保存超过100年的骨骼样本的检验报道较少。本文成功提取到150年前土埋遗骸的骨骼DNA,采用Y—filer试剂盒在9700型扩增仪上进行扩增,3130XL型遗传分析仪进行检测,得到遗骸Y—STR分型,并与对照样本比对,确认了遗骸身份。     

中国传统量刑制度的近代化——以《大清新刑律》为对象

中国传统的量刑制度在清末修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刑律在法定刑的设定方面采取了相对法定刑制度,增加了关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规定,从而扩大了法官量刑的权力。另外,传统法律中影响量刑平等的情节也大都被废止。民初的司法实践也能表明清末刑律中的量刑制度得到较为严格的遵守。     

略论促成清政府建立近代警察制度的主要原因

促成清政府建立近代警察制度的主要原因有:警学研究的深入和警政思想的传播;社会治安混乱不堪,各地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旧的保甲制度不足以依靠;帝国主义列强要求清政府进行必要的制度改革,以确保其在华的经济、政治利益和人身安全;从官绅合办的湖南保卫局,到地方警政的奉旨试办,再到巡警部的设立及其被民政部取代的渐次推进和成效渐显。     

清末民初关于设立行政裁判所的争议

本文集中梳理了清末民初围绕设立行政裁判所所引起的长期争议:在晚清主要集中于传统的都察院与新式的行政审判院之关系,民初则主要围绕是选择参照西方的一元制还是二元制来建立我国的行政审判模式这个问题展开的。权力分立观念是行政诉讼之前提,行政诉讼则处于司法和行政两种权力边界之上,判定其性质究竟是以司法权为主还是以行政权为主的问题实际上才是争议存在的真正原因,也是近代中国选择行政法院设计模式的主要思想因素。     

东周兵器铭文考释（三则）

本对见于《殷周金集成》、《三代吉金存》等收的三件东周时代的兵器铭作了重新考析,纠正了过去的一些误释,并确认了“齐城造”戈铭字体是迄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另一种不同于楚、吴、越、宋等国的岛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