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一刀切”不符合我国国情——兼论税收公平原则在个人所得税中的应用

本文疾呼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不得实行同一标准．应该根据地区经济差异和个人实际负担能力双重标准综合确定扣除标准，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并增加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本文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受价格因素影响．收入存在差距但是支出也存在正比差距．所以应该普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一味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在全国适用．经济不发达地区自然很少有此类个人所得税可征，既不公平又影响财政收入。笔者建议东中西部实行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及个人负担特别情况申报制度。     

头部钝器损伤致伤物及致伤方式4例分析

本文对4例在鉴定中存在争议的、关于头部损伤致伤物、致伤方式案件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作者对有关问题的认识。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发现了鉴定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并就如何避免错误的发生谈了自己的意见。     

新配方小颗粒悬浮液显现油潜手印的探讨

从小颗粒悬浮液显现油潜手印的基本原理出发，论述了小颗粒悬浮液显现潮湿客体表面上的油潜手印的可能性、小颗粒和表面活性剂间相互作用方式，及手印显现操作规则。以增加小颗粒种类及适用客体范围为目的，通过大量实验对多种小颗粒进行筛选，从中选出显现效果相对较好的配方，继而通过一定浓度测定实验，得出了对各类客体表面上油潜手印进行显现所需小颗粒悬浮液的最佳浓度，而后又在选定的悬浮液的基础上加入适当的表面活性剂来增强显现效果，缩短显现时间。经实验研究表明，该方法不仅适用于干燥客体上的油潜手印，还可以应用于常规方法无法奏效的某些潮湿、水浸的客体上的油潜手印。     

多形工具致伤物推断2例

头面部损伤在命案中比较常见,然而由于头面部形状的特殊性,同一种致伤物在头面部不同部位往往会出现多种形态,给推断凶器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当一种有多个作用面凶器,或者有多种凶器同时作用于头面部时,更增加了推断的复杂性。1案例案例1:某居民家发生抢劫杀人案,男主人(52岁)死亡。尸检发现死者头面部有70余处皮肤裂创,大部分创口长度在2～4cm,部分创周有表皮剥脱,创缘均较整齐,创腔深浅不一,部分深及颅骨,颅骨呈线形、舟形、楔形、三角形骨折及凹陷性粉碎性骨折;少部分创口呈圆形,创缘有表皮剥脱,创腔深及颅骨,致颅骨形成直径为0.7cm的孔状…     

论政治文明的质、量、度

任何一种政治文明都是质和量的内在统一。政治文明的质 ,是指其阶级属性 ;政治文明的量 ,是指政治文明实际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政治文明的度是质与量的统一 ,是保持政治文明特定质的量的限度。把握政治文明的质、量、度 ,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并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请求权的本质之探析--兼论物上请求权的性质

民法基本理论中的请求权具有多重含义 ,使用较为混乱。从本质上讲 ,请求权是原权利的救济权 ,是原权利法律效力的体现 ,是原权利人寻求法律保护的手段。请求权不同于债权 ,他们是原权利与救济权的关系。物上请求权也是独立于物权和债权的救济权     

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时法律适用之检讨

在同一债权上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时,保证人与物上保证人责任平等,债权人有选择权。基于此“责任平等”学说,检讨现行《担保法》第28条及其解释第38条规定之不尽合理之处,从二者并存时的责任优先问题、相互求偿问题和责任承担问题等三个关键环节上分析,初步构建较为完备的法律适用规则,以期担保法调整此类关系时会更为衡平正义。     

指纹锁何时成大众消费

伴随着各类电子设备不断进入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电子商务越来越广泛地推广应用，一个更可靠的身份认证系统便显出了它的重要性。由于人体体征所具有不可重复性，于是，生物识别技术就名正言顺的成为了最为方便和安全的身份认证技术。而在生物识别技术中，指纹识别技术发展的最成熟．应用他最广泛。指纹锁也随之有了它的生存土壤。指纹锁作为一项与人体相关性最大的产品，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生物识别技术，指纹识别是目前开发相对完善的一项技术。很多人对这项技术非常看好，对其市场份额的估计也很乐观，但就目前指纹锁的市场占有率和发展状况来讲，也并非想像中那么一帆风顺。有业内人士表示，指纹识别技术目前虽然已较为成熟，但在一些方面依旧存有弊端，尤其应用到指纹锁方面，还有很多技术应用层面的问题有待解决。     

日本量刑理论中的责任问题

<正> 一日本刑法理论中的"责任"达一概念,贯穿于定罪与量刑。在犯罪论中,责任与构成要件和违法性并列而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之一。在量刑论中,责任则被视为决定刑罚量的基础或根据。从这里引申出近代刑法的重大原则之一——责任主义。共含义有两个方面:(1)无责任则无刑罚,(2)刑罚必须与责任相均衡。     

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1980年元旦开始生效时就面对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较高犯罪率,1981年至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通过三个严惩犯罪分子的"决定",刑事司法采取了从重政策。九年来,犯罪率呈"V"形轨迹。刑事案件立案数1984年下降为514,369起,明显低于前三年,但1985年又开始反弹,出现上升趋势:1985年为542,005起,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