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治理责任溯及力研究

如果土壤污染由过去的活动造成,污染发生于法律实施前,而污染状态持续至法律实施后,追究新法生效前的污染者或其他潜在责任者的污染土壤治理或修复责任,就会构成新法的真正、不利、强式溯及。土壤污染治理公共利益的重大性、紧迫性使得这种溯及具有正当性。但是,为了防止全面溯及过于严苛,损害责任者基于对原法律秩序的信赖而产生的利益,并防止人们对法产生反感,进而增加执法和司法成本,有必要设定一些缓冲机制,以寻求法的安定性和社会变动性之间的巧妙平衡。     

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强度之检讨

我国法院在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强度方面存在差异,具体体现为“是否存在法定职责”“履行法定职责是否可能”以及“是否实质履行了法定职责”这三个审判基准上的不一致。这反映出我国理论上存在秩序性审查模式与合目的性审查模式两种理想类型。从国外的司法实践中看,英、美、法、德四国对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都具有合目的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制度装置。鉴于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将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合目的性审查模式引入制度的条件,下一步在合目的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完善上应立足于司法审查标准的细化、区分合理性与专业性审查、完善不同层次的义务来源体系、考量对基本人权的侵犯程度以及进行必要的理论借鉴。     

市场监管信息不对称的法律规制

信息社会深刻地影响着当今政府的治理活动。这种影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给政府治理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也为其治理活动带来挑战。市场监管作为一种传统政府治理活动,也同样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表现为各市场监管法律主体间信息的不对称。为了消除信息不均衡,有必要构建信息交流法律机制,促进各监管主体间的信息交流,形成以信息交流为基础的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协同共治的监管体系。     

一名优秀律师应是诸种能力的合成

律师职业是一个生命常青的职业。以刑事诉讼活动为例,律师不象侦查预审人：员、检察人员那样拥有侦查、检察、起诉、不起诉的权利,也不象审判人员那样拥有查实证据,定罪量刑,减免处罚,宣告无罪的权利,但唯其如此,她才能调动自身潜能,开发全部智慧,用艰辛、勤：勉、热情、坚韧和拼搏去赢得当事人的信任,去赢得每一个所承办的案子。     

新《行政诉讼法》中的第三人确定标准论析

新《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两种确定第三人的标准。第一标准,即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标准,该种标准将第三人限定为行政程序中的相对人,且没有提起诉讼又可以做实质意义和描述意义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二标准,即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标准,该种标准之下,与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对人存在民事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不宜列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在行政复议变更原行政行为引发行政诉讼的案件中,不宜将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列为第三人。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研究——从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帮教机制切入

公诉权由检察机关行使意味着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权应赋予检察机关,而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下的NGO负责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日常考察帮教工作,既可以充分发挥NGO的专业人才优势,又可以避免多头负责的弊端。基于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和促使其改过自新的立法宗旨,检察机关有权根据其在考验期的表现,适时地在法定幅度内延长和缩减考验期。附条件不起诉的帮教工作绝不是独断的、教条的或家长式的灌输,而是引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欲望信念作出反思评估;更是通过某些优秀人物的示范作用,在他们内心产生某种道德感动,进而启迪他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