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动人口动态管理的警务协作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行业分工不断细化,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进城创业和就业。在社会治安的视野下,流动人口管理出现了瓶颈性问题。人口的输入地和输出地公安机关,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的封闭状态,突破人为界限加强警种之间、地区之间的警务协作,是科学解决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的新路子。     

无为县：广泛走访人大代表

6月中下旬，无为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赴全县23个乡镇和县直部门，与全县380名县人大代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员“零距离接触”，征求他们对县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走访后经整理，人大代表们提出意见和建议63条，内容涉及改变全县东西部差距大、强化农村社会治安、办好农业保险、解决村级组织运转资金困难等问题。     

司法协作：淮海经济区法院在行动

为落实当前国务院正式提出“加快淮海经济区区域规划编制”的要求，淮海经济区区域内各中级人民法院率先行动起来。日前，来自江苏、山东、河南、安徽4个省。位于经济区域内的10个中院在江苏省徐州市联合发出倡议。该倡议提出，全面加强淮海经济区法院之间交流、协作力度，实现区域法院工作的协调发展，共同为淮海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司法服务。     

检察工作一体化模式下的横向协作机制研究

2006年12月,湖北省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在全省检察机关实行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指导意见》,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先后制订、修订了一系列配套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     

超越“有为—无为”:对服务型政府的历史审视

学界所探讨的“有为论“和“无为论“无疑成为了关于政府行为逻辑的一种解释构架,而当下的政府管理理论要求超越二者选其一的简单讨论。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公共行政呈现出公共性价值不断凸显的过程,而正是基于追求共同的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性,才能使政府超越以往对于“有为“与“无为“的工具层面的过分争论,进入到符合时势变化和改革需求的新的论域。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协作治理模式,过去“中心—边缘“式的社会治理结构将被多元网络治理结构所取代。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将努力化解过去传统行政理论中“有为论“与“无为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使政府与其他多元主体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共同关切,在合作理性下达成民主的政治认同,共同解决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服务型政府因而是“有为“的诚信的法治政府,同时又是“无为“的有限的责任政府。     

打造打击海盗的国际司法协作平台——索马里海盗的来源、现状、对其实施打击的法律依据及应注意的问题初探

索马里位于“非洲之角”，扼守红海入口处。经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前往欧洲和北美的货轮．都要穿越索马里海域，每天大约有250艘左右的货船经过，是一条重要的商船航道。但是，该海域如今海盗猖獗，被国际海事局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之一。仅2008年8月20日一天，海盗就劫持了3条国际船舶，10月1日又袭击了4艘船只，而9月25日劫持乌克兰“法伊尼”号军火运输船之举，可谓“登蜂追极”。不仅索要赎金高达2000万美元，而且挟持人质与多艘外国军舰对峙。     

网络环境下基于问题协作学习的教学设计研究

网络环境下基于问题协作学习的教学设计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实现教学革新的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协作学习目前已成为课堂教学与网络环境下一种非常重要的教学模式。本文结合网络环境的特点。分析了网络环境下开展基于问题协作学习的优势，对高等院校职业教育中计算机网络课程进行了教学实践。以期能为基于问题协作学习的实践应用提供指导。     

市高级人民法院要求系统各级党组织 紧密联系实际自觉用四中全会精神指导工作

一是强化能动司法，倾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要进一步将思想统一到四中全会精神和市委“四个确保”的工作大局上来。抓好服务大局相关措施的对接，落实高院服务“四个中心”建设30条、应对金融危机服务经济发展11条等意见，特别要进一步落实高院服务保障世博20条意见，并以与江苏、浙江高院签署的《司法工作协作交流协议》及13项具体协作规则为平台，坚持能动司法，努力建设好世博“护城河”工程。同时，要积极参与和抓好世博安保社会防控工作，动员和组织干警参与世博志愿者活动，争作平安世博的捍卫者和参与者。     

海南军民协作围剿窜犯的美蒋武装特务

1962年夏季，台湾国民党政权利用国内经济困难之机，企图大规模窜犯沿海地区，叫嚣要“反攻大陆”。国民党间谍特务机关为配合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冒险，组织大量武装特务窜犯沿海地区，企图“创造里应外合的反攻行动”。     

检审配合的价值基础研究

在中国，审计机关是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其实质上是政府的内审部门，行使的是内部监督权，而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行使的更多是一种外部监督权。探讨检审合作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如何实现两者的内外配合，双剑合壁在反腐败方面发挥两家监督机关的最大效力，实现双方履行职务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