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考评中的发展观和政绩观问题

考评存在的问题过多过细、多头重复的考评加督办,剥夺了基层工作的自主权和主动性目前,所有公安工作,包括后勤、行政、宣传、保密、档案、通信等非执法业务,上级都做了详尽的部署,都要进行督办和考评,都要排定名次,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得无论     

加强法律监督 构建和谐社会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来审视和分析问题,以服务发展为立足点,构建体系为关键点,执法为民为着力点,与进俱进为切入点,促进和谐,积极服务构建和谐社会。     

浅谈如何提高新时期统战干部为经济服务的能力

在新时期，为经济建设服务已经成为统战工作的显著时代特征。统战干部围绕发展，尤其是本地经济发展这个主题，要想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必须根据工作特点并善于发挥统战优势，积极探索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经济服务能力。统战干部要提高经济服务能力，最关键的是要吃透“三情”、把握“四个特点”、增强“五种能力”。     

行政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一个真实的案例反映了现实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作出两个以上不同决定时,其中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起诉,其他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由此推而广之,行政机关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在哪些情形下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本文将行政机关分为具有民事主体身份的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主体身份的行政机关两种情况,阐释了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原因,并对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具体情态进行了探讨.     

论英语教学中跨文化语用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语用是语用学研究的对象,是指语言的跨文化应用。跨文化语用研究包括诸多方面,就跨文化交际的本质而言,话语的得体性应是其最高原则。礼貌原则是跨文化语用的核心内容。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对学生跨文化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运用这种能力进行有效、得体的跨文化交流。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之评述

作为在行政机关之间重新配置行政处罚权的制度设计,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在我国已历时十年之久,这项改革虽然对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有所助益,但困惑甚多。在行政法学的视野中,这是一场成本过高收益甚低的“吃力不讨好”的改革,是一个缺乏人文关怀、违背法治行政基本精神的冒险之举。从我国行政法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上看,这一改革尝试应当尽快停止。     

88例服刑犯人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分析

近年来由监狱委托对服刑犯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下简称:司法鉴定)日趋增多。为了体现法律的公正、公平,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要避免犯罪分子为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伪装精神疾病,提高司法鉴定水平,本文拟对服刑犯人的司法鉴定案例资料进行初步分析。1材料与方法1.1资料资料来源:1995～2001年期间首次在我院作的服刑犯人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案例88例,资料完整,诊断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修订版)(《CCMD-2-R》)。1.2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调查,对88例鉴定案例,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收集资料,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诊断、…     

咪表规划不公开 市民状告规划局

郑州市民任俊杰发现郑州市许多咪表停车场都规划在人行道和慢车道上，相当一部分还占压了盲道。这些停车位是否经过有关部门审批．当任俊杰以一个普通市民身份去查询政府部门发给“咪表公司”的规划许可证文号及材料时，却遭到了郑州市规划局和郑州市城建档案馆的拒绝。为此．2006年1月10日，他将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和郑州市城建档案馆告到了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保护其公民知情权，判令被告限期向其提供咪表停车位的规划文号及相关材料，2006年2月27日，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状告郑州市规划局、城建档案馆“行政不作为”的行政案件。因为是普通市民为公众利益代言受阻，故状告国家行政机关，维护公民“知情权”，所以备受瞩目，省城众多新闻媒体和热心市民汇聚一堂，关注此案进展。2006年3月29日，对于这起公民讨要知情权的案件．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经过审理，法院认为，提起诉讼应当符合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起诉条件，原告请求的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依法裁定驳回原告任俊杰的起诉。     

前进中的内黄县司法周

豫北边陲的内黄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是一处古老神奇而又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大地。近年来，河南省内黄县司法局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己任，以创新促发展，以整合求效能，立足本职，真抓实干，各项工作实现整体飞跃，开创了全县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2005年以来，被国家司法部命名为“全国司法行政基层建设工作先进单位”；二安乡司法所被命名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     

行政诉讼与企业性质的审查认定——以“中国行政第一案”为视角

行政诉讼中企业性质审查和认定的问题缘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本文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诸多“红帽子”企业为基础展开论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审查认定企业的性质，无论是基于诉讼手段的选择还是诉讼结果追求的目标，均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充足的依据；行政诉讼中的企业性质审查认定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矛盾，而且与民事范畴的确权之拆迥然不同，二者不能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