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务制度改革与犯罪预防控制——以上海为例

面对犯罪的浪潮公安机关必须向科学的管理要警力,向身边的群众要警力,向高科技手段要警力。警务制度改革是应对犯罪挑战的必由之路,社区警务的最终目的是减少犯罪,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警察与民众的紧密合作。我为人民管治安是警务制度改革的中国化实践,好秩序只能来源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合作。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力量之源在民众之中,集中民智才能用“无穷民力”提升“有限警力”。我国公安机关已经在治安信息发布、预防犯罪提示、“110信箱”开通、警察博客的初创等方面作出了探索,未来还要进一步运用先进理念和科技手段实现犯罪预防的精细化。     

近年来英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动向

1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改革前,英国的司法鉴定实行的是自由鉴定人制度,其机构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内政部管理指导的司法鉴定服务局(FSS);二是警察局下设的文痕检实验室和声像     

执行程序的局部修正与整体改革——兼论司法改革的整体性

治理"执行难"应有整体思路,需要通盘考虑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与制定独立的强制执行法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法律的局部修订应与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相互协调,总结司法实践的经验教训,用法律的形式将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也为将来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宏观思路和整体规划,使立法与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我国经济增长外部性问题思考

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外部影响,使世界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威胁论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而机遇论则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     

何不追究乱发“红头文件”者责任

以“红头文件”制造行政上的“霸王条款”。集中暴露了某些政府部门“权大于法”的意识。这些借“红头文件”为自己增加设定权力的部门．还是简单地将自己的职责认定为“管理”．进而将“管理”认定为“处罚”，甚而至于将“处罚”认定为是罚款，将罚没收入与部门利益挂起钩来。于是，本不该处罚的行为，偏要处罚；     

一份代书遗嘱引发的风波

丈夫弥留之际留下口头遗嘱,将共同财产商品房一套留给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妻子作为代书人在遗嘱上签下名字, 本以为一切妥当,孰料刚过几个月,继子却为房产将她告上了法庭。日前,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离奇的遗嘱继承案。     

四省区“侦查讯问程序改革”调研报告（下）

继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分局、甘肃省白银市公安局白银分局共同合作在该三个基层公安机关进行“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试验）项目”之后，2006年7—8月间．课题组分成四个组先后到浙江、黑龙江、安徽、新疆等四省区进行了“侦查讯问程序改革”调研活动。本课题组主持人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樊崇义．主要成员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冠。     

不动产征收，中国律师服务的新平台

十月一日,《物权法》实施,与此同时执行了16年(其中在2001年作过一次修改)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停止执行。为了解决从而可能导致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工作无法可依的问题,规范征收与拆迁补偿活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和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物权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     

执政党建设的政治学问题

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因此，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权力结构，所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都建立在这三者关系基础之上，所有的政治功能都围绕这三者关系展开。可以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及其功能的每一项重大变化都是在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基础上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表明，随着党的角色与功能的改变，党权领导政权的方式、党权实现民权的方式必然会作出相应的调整。在新的形势下，围绕着党权、政权与民权关系而进行的各项改革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大命题。     

教育：中日究竟是谁出了问题

中日民众彼此的“厌恶情绪”已上升为困扰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双方都指责对方的教育主要是历史教育出了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教育包括学校传授、亲友讲述和社会传播等主要途径加以比较，探讨究竟是谁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