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长征”：群体记忆里的“代表”之路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特指新政协）已经过去整整65年了，许多曾经置身那次会议的人，在回忆当年情景时，都会说到一个词，就是“难忘”。 的确，我们在今天重温那次会议的一些情景和往事，诸多党派社团、各界爱国人士广泛参与、同聚一堂、共商国是的生动场景，以及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显示出的政治诚意、政治智慧，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依旧可以用“难忘”来形容。     

红色记忆 传奇浙江

从南湖红船扬帆起航的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驾驶这艘红船,已经驶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在这90年里,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留下了深刻的浙江印迹。寻根溯源,抚今追昔。在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沿着前人留下的红色印迹,共同追忆这些发生在浙江的重要历史事件。     

“红军票”见证鱼水情

1935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红军长征途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成功发行了苏维埃钞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并且留下了广为传播的＂红军票＂故事。在红军被迫进行战略突围的不利条件下,国家银行能在党的群众基础相当薄弱的贵州遵义成功发行苏维埃钞票,实在是一个奇迹。     

从《红星照耀中国·长征》章勘误看红军长征的若干细节

《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五章《长征》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德国的冯·法根豪森在第五次"围剿"时是不是蒋介石的首席顾问,是否参与了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的策划;红军进入贵州时是否有"一二十万的军队的迎击";红军进逼昆明时蒋介石与其夫人是否乘火车逃往印度支那;红军通过的贵州、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居住的是否为"苗族和掸族";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时勇士有多少位;红军沿大渡河进军时是否有两支队伍夹江同行的情况;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其兵力是多少;是否有所谓"三国时代的英雄豪杰及众多勇士横渡大渡河时都曾遭失败"的史实;红军渡金沙江的渡口是否叫"皎平渡";红军过雪山时攀越的一处荒凉山岗是不是叫"炮铜岗";中央红军北上时,留下的是否是朱德和李先念;红军过草地时,一个萝卜"够十五个人吃"的说法是否准确,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勘误过程,可以反映出红军长征的若干珍贵细节。     

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中的党性教育

正党性教育是始终伴随党的建设历程的经常性工作,也是常抓常新、与时俱进的工作。党校作为特殊教育单位,必须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推出新举措,为加强和改进党性教育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指导。党性教育应突出时代性。教学内容设置上,在把党性教育贯穿于党校教学始终的前提下,开设专题单元,围绕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融入党建理论、党史知识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赋予     

华北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创建者谷雄一

正谷雄一,长期从事党的军运工作,曾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唐山兵变"及"平定兵变",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与阜平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华北地区树起了第一面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是华北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创建者。他曾立下奋斗誓言:"卧薪薪能刺吾心,尝胆胆能壮吾志,有志竟成!""金钱不能动吾心,权威不能动吾志"。他为革命牺牲时,年仅26岁。勤奋学习成绩优育德中学成骨干1905年4月21日,谷雄一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县北内堡村。其父曾在一所药行当学徒,后到黑龙江水兰县开荒种地、经营中草约材。他两岁时祖父病逝,因家境艰难便随母亲搬到康庄姥姥家居住。1915年,在舅舅的资助下,进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为了克服军队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     

生命线: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价值分析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政治优势和传家宝。长征中,党依据革命任务和情势的转换对不同群体开展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它是鼓舞军心、激励士气的战斗号角,是宣传和动员群众的重要手段,是联合和团结少数民族的粘合剂,是瓦解敌军、战胜敌人的实战利器,达到了从觉悟上启发、政策上讲明、感情上疏通、心理上突破、精神上震撼的成效,保证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凸显了其"生命线"的价值意蕴。     

黔东"神兵"改造之因应性及成效分析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转战黔东,对黔东地区"神兵"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使之成为红三军直接领导的地方革命武装,既充实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也使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