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裁决”的概念有待明确——兼与部分裁决、先行裁决、临时裁决比较

在我国“中间裁决”也已经写进了不少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里,“中间裁决”的案件已不陌生,但各个仲裁委的规则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国《仲裁法》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这样导致同样的一份裁决,在这个仲裁机构被称为“中间裁决”,在另一个仲裁机构可能被冠以“部分裁决”或者“先行裁决”等等,并且在实践中还可能使案件陷入两难境地。本文就此问题抛砖引玉,以期仲裁同仁进一步探讨。     

关于博物馆临时展览的成功因素分析

近年来,博物馆举办的临时展览越来越多,这给博物馆注入了勃勃生机,也显示出博物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在思考:怎样才能使临时展览获得成功?或者说临时展览的成功因素有哪些?探讨和分析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推动未来的临时展览更上一层楼。     

安得广厦安如山?——云南盈江地震灾区考察有感

正作为专家组成员,笔者在6月1日到达盈江地震灾区时,看到灾区的人们一如云南人所特有的质朴和平静,捡拾房屋上破落的瓦片,排成行搬运倒塌的学校院墙,或是聚在临时帐篷里默默无语。在看过三个重灾乡镇的房屋损毁情况后,笔者内心却不能平静。记得数年前在丽江、大理等地调查农房时,笔者发现大量新建、改建民房在使用空心砖、青砖或是红砖,采用墙抬梁结构,即主梁直接放置在墙体上,这本是在无数次地震中已被证明极其危险的做法。然而,人们在所谓的"新"材料面前,出于节省成本,出于施工简便,出于一种被误导的安全观念,     

小伙变胖银行“不认人”警方建议办临时身份证

小伙胖了30斤,银行不认这张脸重庆小伙牟先生到银行办事时,由于身份证上的照片和本人相貌存在较大差异,被银行职员"围观"很久。最终折腾了半小时,才给他办理了相关业务。原来,牟先生的身份证照是2009年丢失身份证后照的,当时只有120斤左右,如今已经快140斤,脸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才会出现被围观的情况。公安与银行早有联网,外貌改变请办临时身份证记者采访了负责户籍管理的韩警官,他表示,2007年6月,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建成运行了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联网核查系统),连接了全国17万个银行机构网点。     

中国海事仲裁引入临时仲裁初探——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视角

临时仲裁作为世界上普遍流行的争议解决机制,尤其是在海事领域,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影响,中国海事仲裁只有机构仲裁.针对中国海事仲裁领域只有机构仲裁的现状,借鉴英国伦敦海事仲裁的先进经验,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为契机,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探索中国现阶段海事仲裁领域引入临时仲裁的可能性.     

《鹿特丹规则》“法定仲裁地”规定研究

仲裁地通常由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鹿特丹规则》则规定对承运人提起索赔的一方可在仲裁协议约定地点以外的特定地点提起仲裁,“法定”仲裁地规定由此产生.从《鹿特丹规则》规定“法定仲裁地”的目的出发,对《鹿特丹规则》“法定仲裁地”规定加以详细剖析,指出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障碍.鉴于“法定仲裁地”规定系《鹿特丹规则》的选择适用内容,中国没有必要立即将其引入国内法,而应当在仲裁法中构建仲裁地制度和临时仲裁制度,为其将来在中国的实施作准备.     

从遵义到苏联:李德在华后期活动考察

正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曾用名华夫,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3年初,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对李德十分依赖和支持,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导致红军作战接连失利,引起红军广大官兵的不满。但博古、李德不认真吸取教训,改变错误做法,反而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了严厉批评。     

论仲裁协议的完善

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仲裁制度的基础,仲裁协议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期待快速解决争议、降低诉讼成本的意思表示。但我国《仲裁法》自1995年颁布之时,就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有些方面已成为制约仲裁制度完善发展的法律障碍。《仲裁法》的修改应本着尊重当事人自治的原则,取消对仲裁协议内容僵化的要求,确立临时仲裁的法律地位,尊重仲裁管辖。     

“稳住,我们一定能赢”

2月12日,杭州市西溪医院防控新冠肺炎临时党支部书记喻剑华等医务人员登上了杭州“疫”线最美“白衣天使”榜,这群“逆行者”的故事温暖了整座城。西溪医院是杭州市新冠肺炎诊治定点医院,接收了全市超过一半的确诊和疑似患者。1月21日,得知需要医护人员报名进入负压病房后,有着25年党龄的喻剑华毫不犹豫地递交了“请战书”。穿上防护服,他就成为一位坚毅的战士,在这场与病毒的战斗中一往无前。     

共产国际耽搁长征决策

<正>共产国际和红军长征决策有何关联,是否仅是简单的以文往来回复?这些问题,此前并未得到全面回答。依据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等史料,本文还原了红军长征酝酿、决策过程中,共产国际的真实作用。长征的提出人,一般认为是李德,或由李德提议、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然而,长征实际上最早是由李德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驻中共的总军事顾问施特恩(化名弗雷德)提出来的。1933年11月27日,弗雷德提出名曰"湖南计划"的中央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