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中彰显法律的作用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果没有遵守执行,再好的法律也是一纸空文。只有在有效实施中,法律才能彰显其作用和价值。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无法可依"的问题,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律的实施就成为发展的主要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价值之思

习近平对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与全新表述是与时俱进的重大创新。梳理阐述习近平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价值向往之思、价值创造之思、价值评价之思,可以看出它们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价值向往、价值创造、价值评价均系于人民。这三者一个是开端之维、一个是关键所在、一个是压舱之石,对于引领我国人民在思想行动上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在价值向往与价值创造中,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努力弘扬正面价值,不断抵制负面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广东省为例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当下我国的基本现状,这种不平衡性已经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本文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基本线索,分析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剖析产生这种不平衡的内在动因,探讨广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     

如何理解现实的人 怎样解放现实的人——新中国70年历程总结及其启示

在实践层面,新中国的累积性高速发展已经向世界证明其制度优势,但在理论层面系统地总结其成功经验,依然有待推进。其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停滞。对此,一种推进方式是重申马克思主义主体理论和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时代意义,并以此为方法透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历程,以期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学说的理论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新矛盾的需求主体、需求表现、供给状况都发生了新变化。要深入学习和领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哲学根基,坚持实现人民美好愿望的价值追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以此来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共享发展的新要求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共享发展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必须以社会主要矛盾为新依据,必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辩证运动及其引起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分别构成了共享发展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和现实依据。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要求,应赋予共享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目标,应坚持通过共享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新途径。     

东亚主要矛盾与中美关系

和平、发展、合作与冷战、霸权、对抗这两大趋势构成当前东亚地区的主要矛盾,前者正在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后者的势力依然强大。中关关系的平稳发展事关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东亚稳定的全局,中国奉行正确的内外政策,有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与合作。     

我国小康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特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社会主要矛盾日益集中地表现为市场供需矛盾 ;当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后 ,物质文化需要的增长既有量的扩张 ,更有质的提高和结构升级 ;社会生产的落后具有动态性 ,主要表现为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和企业素质低 ,产业结构不合理 ,供给同需求变化不相适应 ;人口增长加剧了社会主要矛盾 ,控制人口数量成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前提 ;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社会主要矛盾的区域表现出现一些新的差别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步增强和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主要矛盾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广泛和密切。     

伊拉克战争与世界政治主要矛盾

本文以当前的伊拉克战争为案例 ,从梳理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认识入手 ,对当今世界政治主要矛盾进行了初步论证。认为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今天 ,谈论“世界政治”比“国际政治”更有意义。由于世界政治包含“国际政治”和“超国际政治”两个范畴 ,因此当今世界是两对主要政治矛盾并存。一对是传统国际政治范畴里的称霸与反霸 (或单极与多极 )的矛盾 ,矛盾双方分别是美国与多强 ;另一对是超国际政治范畴里的各国联合应对全球性难题的矛盾 ,当前主要集中在恐怖与反恐这对矛盾上。伊拉克战争使两对矛盾空前激化并相互重叠 ,导致世界战略格局出现强力颠簸。在这两对矛盾中 ,中国都不是焦点 ,这是中国战略机遇期得以保持的根本前提     

主观估量国内外局势是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

本文认为,毛泽东同志1957年后逐步把阶级斗争当作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断升级和演变,以及在此思想指导下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都与他对国内外局势的主观估量及其相互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