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与功利关系的再阐释——以朱熹、叶适义利之辩为进路

从古至今,公平正义与功利二者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学界的争论焦点,到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合理处理二者关系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公平正义与功利的关系在儒家理论视域中即义利关系,南宋时期儒家义利思想趋于成熟,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融利于义”义务论义利思想与以叶适为代表的“成利致义”功利主义义利思想两大思潮,二者围绕着义与利何者更具优先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论辩。以此义利之辩为思想进路,可为公平正义与功利二者关系的现代诠释提供来自中国智慧的思想借鉴。     

政治观念与社会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正义论视角

政治观念普遍有效既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和根本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建设不仅是伦理领域的重要工作,也是新形势下解决基本政治哲学同题的重要契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后,在政治观念上需要重新回答的问题还没有找到层次足够高的普遍性的解,人们对基本政治问题的回答还缺乏充分的社会一致性.这既是社会处在矛盾多发期在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也是社会矛盾多发的观念基础.     

近代中国海关税务司制度的伦理思考

近代中国海关税务司制度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侵略者在剥夺中国利权过程中形成的、由洋人帮办税务的畸形海关管理制度,它是中西双方义利冲突被动平衡的结果,也是对制度本身不断进行和谐、廉政、内控调节的结果。分析税务司制度蕴含的伦理思维,对加强当代海关的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浅析先秦儒家义利观

义利之辨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各家争论的一个重要的辩题,先秦儒家也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虽然儒家主张"见利思义",但并没有否定"利"的重要性,义对于利来说有一种正当优先性原则。在儒家看来义与利是合一的,只是利应该是正当的利,是合于义的利,儒家的义利观直到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坚持义利统一实现全面发展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表明了义利统一的整体取向。坚持这种科学义利观所体现的导向作用,有助于保证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象山心学中的"义利之辨"探析

陆象山是南宋时期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以“心即理”、“尊德性”的思想与朱熹理学分庭抗礼 ,自成一派。“义利之辨”作为陆象山心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涵融了陆氏心学的精华 ,集中显示了心学与理学的不同学术特色。尤其是在如何理解“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的问题上 ,陆象山关于辨别君子小人之志的论述可谓极富新意 ,别开生面。本文就陆象山在“义”与“利”的关系、“义利之辨”与君子小人之“志”、“义利之辨”与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思想展开论述 ,以求对心学一派的价值观深蕴作一探讨。     

墨子的义利观与当代中国诚信危机

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义利问题是思想家们争论最多也是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墨子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是尚利贵义,义利合一。当前中国诚信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割裂了"义"与"利"两者之间的关系,过分求利而忘义。研究墨家义利思想,可为解决当代中国诚信危机提供借鉴作用。     

必须理视财商教育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句耳熟能详、长幼皆知的话语，被两千年的文化演绎成教导人们重义轻利，甚至只讲义不讲利的古训。其实，孔子不是在论述义利关系，而是说道德高尚的人能深明大义，不谋私利；道德低下的人则只知个人私利，不明大义。孔子本不反对利。他强调以义取利，见利思义。但千百年来，封建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对立的文化，使得人们不敢言利。     

以晋商常家为个案探讨“儒商”商业伦理特质

儒商是"崇尚儒家学说并以儒家思想指导经商实践且有所建树的商人".与其他商人相比,儒商具有自身的商业伦理特质,明清时期的山西榆次车辋常氏家族就是儒商的典范.常家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将儒商大义与商家的逐利有机结合,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策略的融合,诚为一代儒商.     

黄宗羲“私利”关怀之反思——以“自然权利”和“义利之辨”为视角

黄宗羲代表的传统儒家法政思想中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与作为西方现代法政文明之基础的"自然权利"思想,形貌虽似而本质不同。在黄氏所谓"圣君贤臣治法"的制度设计下,其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只能映现于"天下为公"的道德精神之中,即只可由统治者进行安排,却不是任由天下生民积极主张。正由于此,黄氏"私利"关怀虽反专制却不能克服专制,重视私利而不能伸张"权利"。归根到底,这是由"义利之辨"的思想传统所影响和局限的:在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一体的泛道德化倾向中,"尊义贬利"而"权利"不张是必然的。在法政秩序现代化转型的当下,我们一方面要反思黄宗羲"私利"关怀,从"私利"关怀走向"权利"观念,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注重阐发黄宗羲"私利"关怀的道德精神,维护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和叙史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