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统战文化：“和合”理念的真正实现

统战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从文化精神还是从基本属性上，都继承了民族文化的内核，即“和合”理念。新时期的统战文化，主题思想是团结联合，基本精神是和而不同，根本目的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在经历了“和”与“和而不同”的发展阶段后，新时期统战文化最终实现了“和合”这一核心理念。     

“中和”与“和合”的关系探讨——兼论二者的现实价值

"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华民族追求的至高价值和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历经几千年而不朽。而"和合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创立的一门学问,并为其构筑了一套庞杂的学科体系。"和合"二字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能在当今世界中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并由"和合学"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应该说,"中和"与"和合"两者各自表述,各有重点,却互相补充,并在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都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     

早期西方法政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方式研究——以《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为例

西法东渐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在早期的西法东渐过程中,那些掌握中文的传教士通过编印书刊等方式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法政知识信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即是这一时代的产物。通过对《东西洋考》中法政知识的全面梳理,可以展现出早期西方法学输入中国的基本路径。     

“和合”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外交思想的构建

＂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人们安身立命的一种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在中国逐步崛起和各国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以＂和合＂文化为支撑开展我们的外交工作。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以＂和合＂文化为基础,初步构建了当代文化外交思想。     

荣昌法院“和合”观下的“对接对话”模式——访荣昌县人民法院院长王小林

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将21世纪的中国社会推入社会格局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纷至沓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更成为政权机关执政为民的时代使命。中共中央于2005年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全国法院系统也纷纷作出积极响应，努力探索司法构建和谐的各种路径和手段。     

求大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除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之外，还有一项内容也十分重要，就是求大同。所谓求大同，就是追求天下大同、大同世界，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终极理想社会的理解与向往。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同世界的描绘和阐发，想象丰富、情感真挚，从古至今都散发着持久而巨大的魅力。     

私利·公利·正义·仁义--义利关系的传统反思与现代诠释

本文首先在剖析中西义利观区别的基础上,把义和利的内涵分别分解为私利、公利和正义、仁义等不同层次.然后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本质的考察,提出理解义利关系的三大理论原则第一,以私利为动力,以公利为目标;第二,以正义为约束,以仁义为引导;第三,以利释义,以义制利,义利统一.最后根据以上原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义利统一的三个层次合理谋利即是义;增进公利即是义;自觉让利即是义.     

浅论儒家价值观的合理复归

以义利观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价值观,经过长期的异化而走向迷失。重新认识儒家价值观,复归其本来面目,从而利用其合理部分,对当代中国经济文化的更好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腐败滋生风险探究

熟识的场合中，个人利益依靠“人情”联系起来的人际关系仅凭借个体的力量难以得到实现，因而“互助”成为潜在规则，对国家制度造成破坏。非熟识的场合中，除非行贿、受贿的预期损失极大并超出双方各自的预期利益，否则博弈双方更倾向于做出行贿、受贿之决策。足够强大的腐败规制力量是权力拥有者拒绝走向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护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及检察机关主导作用下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为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间。     

儒家经典的价值挖掘与诠释转型——论《论语》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参照意义

孔子和《论语》在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当代诠释,能够在化解单极世界、消除"中国威胁论"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论语》"罕言"利,但并非不言或否定利,只是强调一切之利皆当"义之与比",追求以正当合义的行为获得财富、摆脱贫贱。《论语》"叩其两端"、重视德治教化的方法和思想,为构建当代先进的道德文化而"化成天下"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和价值观的参照。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就是以不断地对元典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展开的,当代的《论语》诠释也必须与时俱进,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的诠释转型,为当代社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