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留学生与和合文化

在东北亚中、日、韩三国古代关系史中,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去他国学习,从而促进东北亚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事迹。东北亚三国留学生现象成为东亚文化交流发展的纽带和桥梁,留学生是历史上先进文化的引领者,是东亚文化包容多样、生生不息、不断创新、乃至形成和合文化的践行者。留学生加速了东北亚三国文明建设的进程,这对于我国现实的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义利关系:历史性与现代性

在当代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中,“义”的“私德”性质淡化,“公德”性质突显,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道义”,而根本上吁求社会与制度之“正义”。构建当代转型社会的制度之“义”,以最终实现“义利统一”的道德机制,成为传统义利观转型与发展的现代性视域。     

“义利之辨”与中国传统伦理法文化的价值取向

“义利之辨”,主要是假说在道义与利益发生冲突时的主体选择,不同的选择,表明了不同主体的价值观．从法律史学的角度来看,产生这种争论的主要原因是在义与利之间缺乏法律(实质是缺乏发达的民法体系)这一中间环节．中国古代长期的“义利之辨”,表达了主流阶层的义利观,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     

管理哲学与管理道德:基于东西方文明哲学基础的分析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源于哲学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差异。两种文明各有其优劣 ,所谓的西方文明优势论是没有哲学基础的。现代管理哲学应该结合两种文明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优势 ,提倡义利合一 ,得德相通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智慧     

中华“和合“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这种文化强调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异相成和紧密凝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体现了客观事物存在的多样性和多样事物的统一性.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21世纪我国大力提倡的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华“和合“文化具有某种契合关系.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华“和合“文化现代意义的体现.因此,科学理解和正确发掘中华“和合“文化,充分汲取和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钱穆文化诗学探论

钱穆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学者,虽以史学成就著称于世,但其文学修养也相当深厚。在文学研究方面,他熟知中国古代文学的底蕴与精义,其阐释和分析,显示了绵长修远的诗学精神。在文学之根、和合之美、人生诗化等方面,钱穆汲取古代文化的母乳,在此基础上丰富现代文论言说的底蕴,学术目标变得具有理性的可感性和可握性,其充满历史意识与诗心情趣的文学观念,彰显了一种有根的中国诗学。     

《论语》的"义利"观与企业经营伦理构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一些企业经营信用缺失,不利于现代企业的发展、壮大.而<论语>中的"义利"观,给义利思想以道德内容,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将现代企业经营和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我国企业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上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论人生价值的自命价值中的义利和谐

自命人生价值分为唯利、唯名、唯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间透视着义利之间辩证的矛盾关系。个人对人生自命价值追求,就必须把握好自命价值,做到义利和谐:义利相容及以义取利。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新思路的哲学思考

以与时俱进的创新思路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就可以把握其是以人为本全面的可持续的整体发展观。以人为本发展观，即是人性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观的实现过程与途径，是“求同存异”和“和合”，这也正是人的根本权益之所在。     

市场经济下的义利观

义利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伦理规律问题，表现为道德与个人物质利益关系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直接目的虽然也是利润，但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追求最大的社会效益，即追求社会大义。因此，在市场经济下，我们仍然需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社会利益的关系，坚持集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