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超越:论法律援助之政府责任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将法律援助明确定位为政府责任,这不仅还原了法律援助的本来面貌,而且为法律援助的维系、发展、推行、发挥实效提供了拓展的平台,必将对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前,法律援助实践中存在政府责任缺位现象,应当在法律援助的启动机制、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网络游戏立法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在网络游戏产业的运行中涉及到诸多的法律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网络虚拟物品和游戏装备的法律性质、网络游戏运营商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玩家权益的保护三个法律问题。面对现实中大量发生的有关网络游戏纠纷,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地制定法规以维护行业的秩序,促进行业的发展。     

公司担保合同相对人审查义务的法理基础及形态

在"日常业务规则"视角下,《公司法》第16条将担保排除出法定代表人的概括代理范围。在公司担保中,法定代表人的签章无法独立承担起对外表示公司意志之职责。欲使公司受担保合同的约束,相对人还应证明,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得到填补的外观,以及其有正当理由信赖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得到了填补。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法定代表人进行投机行为造成的破坏程度和债权人进行审查所须付出的成本,对不同的债权人课以不同形态的审查义务。     

董事执行股东会决议可免责性研究

董事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以执行股东会决议免责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1条所引发的一个根本问题,其反映了董事在执行股东会决议与勤勉维护公司利益上所面临的义务冲突。对此,应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作为协调义务冲突及董事免责的标准,明确董事在执行股东会决议时负有审查其效力的勤勉义务。股东会决议只有在满足要式性、事先性及拘束性的形式要求以及合法有效的实质要求时才能使董事免责。《公司法》第21条确立的是关联人在关联交易中不得获取超出市场正常交易之外的不当利益这一忠实义务,股东会批准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决议因违反该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这既是违反忠实义务的关联董事无法以执行股东会决议作为抗辩的根本原因,也是非关联董事因违反审查决议效力的勤勉义务而承担责任的直接依据。由此可消除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对我国现行法的误解。     

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

研究者对于正在制定的我国《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尚有争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部法律的相关制度安排。否认立法应确认游憩功能的观点,具有保护环境的合理性,但未关注国家公园的全民共享性,未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保护理念与国际潮流的顺应,欠缺科学性。通过立法确认国家公园的游憩功能具备自然基础、现实基础和社会价值。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法律确认与制度安排,以游憩功能的法律属性界定为核心,游憩不是自然权利及法定权利,也不是主观权利,只能是客观秩序,公众无法向国家提出诉求,游憩利益只有依托国家履行义务才能实现。我国《国家公园法》的相关制度安排,应以管理主体的职责配置为重心,充分保障游憩这一客观秩序的实现。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研究

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已经出现了实体功能有限、程序功能异化以及衍生检警矛盾等诸多流弊的情况下,学界仍然致力于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的理论构建,始终忽略了自行补充侦查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价值,原因在于我们对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认识存在偏差。自行补充侦查并非旨在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提供"帮手",而是需要强调其"监督者"与"引导者"的角色。对于完善补充侦查制度来说,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具有关键意义,更重要的是,自行补充侦查制度亦为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履行、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以及当前检警关系的改善所必需。     

论公司机关决策权力的配置

特定法域的"主义之争"有其特殊的阶段、问题甚至概念,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当代意义更是对机关分化不足的确认,经理中心主义则提示了董事会与经理分权的弹性。我国公司业务决策权力在机关之间分割,缺失决策权威与权力中心,造成了公司业务中决策主体的缺位、义务设定的落空和责任识别的困难。司法对公司行为的评价囿于决策问题本身而非"机关的决策",从而加重了司法判断的负担,难以实现取向决策程序的方法论变迁,难以通过信义义务实现贴合交易语境的审查。对公司机关决策权属规范的再造,应首先明确董事会作为公司业务权力中心,从而将公司行为的评价难题转化为通过信义义务的决策责任追究问题,同时应在贯通权责逻辑的前提下为封闭公司保留分权的自由度。     

劳动者举报行为和忠诚义务的冲突与协调 —— 比较法的启示与中国法的完善

劳动者通过举报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可以减少监管成本，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然而，这种行 为却违反其所应该负的忠诚义务。因此，只有明晰两者之间的边界，鼓励与规范劳动者举报行为，才可以既保 护社会公共利益，又不至用人单位遭受经济损失。在比较发达国家对劳动者举报行为与忠诚义务相关规定的基 础上，研究认为，应该通过规定劳动者举报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明确劳动者忠诚义务来化解其举报行为和忠诚 义务的冲突。此外，应该通过改善对劳动者举报的奖励制度和制定举报救济措施来激励和保障其举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