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课程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逻辑与建设路径

厘清"互联网+"背景下网络平台的教学逻辑:参与者至上、内容为王、工具为辅,才能明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程网络教学平台作为基础性要件的着力方向:转变教师角色,重视意识形态感性形式;树立大数据思维,把握大学生个体的思想动态与实际需求;教育认知从"实有"向"互联"转变。     

用“互联网思维”推进机关党建新发展

正"互联网+"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技术引领,已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那么,各级机关党建工作机构如何积极响应"互联网+"行动计划,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机关党建工作新发展呢?以"服务至上"谋划机关党建工作互联网思维的第一要义是服务至上。对于机关党务工作者而言,要彻底转变过去那种"以我为主"的传统观念,树立"服     

“互联网+”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共同体的构建

"互联网+"是建立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之上,并与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的迅猛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共同体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因此,我们应当准确把握和分析"互联网+"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共同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而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共同体的构建提供路径,从而不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和教师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我们必须通过积极更新教学理念、创新利用"互联网+"平台、提升教师自我革新能力等方面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共同体的构建注入新活力、打造新生态、提供新动力,不断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实效性。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习近平“互联网思维”的理论维度及意义指向

习近平的"互联网思维"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多个领域的系统化思维体系,包括了多维度的理论内涵。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构成要素,其互联网思维的最终意义指向,旨在顺应当前世界发展趋势和国际国内形势,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发挥互联网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向推动作用,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总体水平,进而助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基于互联网+律师预约会见的智慧监管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随着"智慧监管"建设热潮兴起,互联网+律师预约会见成为监所窗口服务智能化、便利化改革的新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会见流程效率低、常规预约模式局限多的难题。针对当前预约会见服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探讨利用互联网+模式优化预约会见流程、合理配置资源、分流会见高峰的途径,推动看守所提升预约服务质量,真正为律师提供"便捷、高效"的预约会见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互联网+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实施路径研究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渗透,"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互联网+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成为热门的研究话题,通过文献综述法和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具体实践,提出构建一个"互联网+高校党员教育""互联网+党组织管理""互联网+核心价值引领""互联网+党建民主管理""互联网+党组织服务"等五个方面虚拟阵地的实施路径,以实现对高校党建工作的科学化管理,提高高校党建工作的效率与水平。     

“互联网+”视域下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问题管窥

在我国现行土地产权制度背景下,土地细碎化使农业产业化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农产品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利用"互联网+"的形式,电商平台的信用提供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一方面加速了土地流转;另一方面通过外部信息内部化,利用互联网实现产(生产者)消(消费者)对接,也改善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保障了农产品的质量。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