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勇”——以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为思想资源

现代性的道德困境不仅仅是善恶标准的混乱和模糊不清,更是追寻"自由"的人对自我道德能力的漠视甚至放弃."勇"是现代人鲜谈的德性,而恰恰这一"义理之勇"确证人的道德能力,成就人的道德实践,维护社会正义.以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勇"为思想资源,从而对"勇"进行现代意义的重新阐发有着重要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观及其当代启示

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观的主要观点包括:公正是一种德性,中道是公正德性的理想境界,公正德性源自公正行为的规训,给予和维护幸福是公正德性的价值诉求。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观来看,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应该走出"制度正义"的路径依赖,即公正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应当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而且需要塑造具有公正德性的公民。     

互联网金融亟待法治化规范

一、互联网金融不是法外之地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当代国家治理的共识,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条件下,相比清理、修订和制定等立法工作,当下对於公民、企业和政府部门,更要重视和强调‘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即遵守和执行现行的法律。     

论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被恩格斯誉为最博学的人。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的贡献遍及逻辑学、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修辞学教育学、实学、风俗和雅典法律各个学科。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奠基人。他著名的一部关于政治理论的著作《政治学》,不仅标志着政治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对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政体思想是整部著作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之一,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政治学》的研读,来研究亚氏的理想政体思想。     

韩非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比较

本文从整体上对韩非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做了比较 ,认为他们在“法是公正无私的”、“依法治国”、“法是可变”的三个方面 ,两人思想有很大一致性 ,但又有小的不同。另外 ,两人的法治思想还有较大相异处 ,表现在 :对立法执法的主体认识不同 ,出发点与手段不同 ,对历史的影响不同。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从人性角度出发,主张构建美好和谐的社会。其政治学说的核心理念在于努力追求"中庸之道",政治学说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问题。孔子主张"人治",亚里士多德坚持"法治"。孔子的"中庸之道"是政治哲学的道德化,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则是道德哲学的政治化。孔子的"中庸"观的"三个合一"包括"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都具有现代价值。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对于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参考价值。     

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观探讨

现代意义的公民理论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中产生的,但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观作为古典的公民理论,无论是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还是对现代流行的公民、宪政理论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概念强调权利主体和公民身份,否认所有自然人为公民,尤其是奴隶,而且强调依附城邦的公民的权利而忽视其承担的义务。另外,他还提出了明确的公民权利学说,其中掺杂着现代的人权思想。     

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亚里士多德式诠释进路

亚里士多德式马克思主义洞察到了马克思伦理思想中存在规范内容的特点,它吸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美德伦理学所提供的理论资源,致力于把马克思思想放置到亚里士多德伦理传统之中加以诠释。在价值取向方面,它把马克思学说解读为伦理—政治体系：伦理部分揭示出好生活的构成要素,政治部分则保障着好生活的现实化。在方法基础方面,它把马克思思想重构为“类本质—异化—革命—复归本质”的框架,试图把本质概念及其内在的目的规定性作为规范来源。然而,该进路忽略了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性和独创性。实际上,随着历史唯物主义被确立为根本方法,马克思开始批判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概念,个性和解放个性的否定式表达取代了本质和复归本质的思考框架,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规范基础所在。因此,考察和反思亚里士多德式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意义重大。     

法律行为三元素(要素、常素、偶素)理论的诞生发展史

本文旨在较详细地检视法律行为三元素(要素essentialia、常素naturalia、偶素accidentialia)理论从罗马法(帕比尼安[Papinianus]、乌尔比安[Ulpianus])、中世纪法(注释法学派的伊尔内留斯[Irnerius]、雅各斯[Iacobus]、马提努斯[Martinus]、罗格里乌斯[Rogerius]、普拉岑提努斯[Placentinus]、阿佐[Azo]、阿库修斯[Accursius],评注法学派的巴尔杜斯[Baldus])到近现代法(法国的戈度弗雷都斯[Gothofredus]、坡蒂埃[Pothier],德国的内特尔布拉特[Nettelbladt]、达贝洛[Dabelow]、马克尔代[Mackeldey]、戴恩伯[Dernburg]、恩内策鲁斯[Enneccerus]/尼佩代[Nipperdey]、冯·图尔[von Tuhr]、列曼[Lehmann],葡萄牙的戈雷亚·德勒斯[Corrêa Telles]、戈埃留·达·罗查[Coelho da Rocha]、若泽·达瓦雷斯[Jos Tavares]、库尼雅·冈沙尔维斯[Cunha Gon alves]、曼努埃尔·德·安德拉德[Manuel de Andrade]、卡路士·莫达·宾度[Carlos Mota Pinto]等)的源流,包括该理论所受的亚里士多德实体或称本体(substantia)与本质(essentia)哲学影响,以及要素的内涵在近代所发生的泛化(一般性[allgemeine]要素与个别性[besondere]要素之分)。     

浅析亚里士多德“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

《尼各马可伦理学》围绕“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展开,首先强调善和幸福是促成道德行为的共同的始点和基础,要实现幸福达到善,就要行为合乎德性.这种德性之实现,也就是自我潜能实现的心理体验,其最高的善即沉思.其次,强调至善的幸福既需要内在的善,即主要靠自身内在的勤奋学习和努力训练获得,同时又需要外在的善如朋友、运气、财富和自身的身体善作补充.幸福目标的达成意味着人的本质属性的完满实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对今天的我们同样具有其特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