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理性"与传统道德--中国传统农民的经济生活与价值诉求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产物,所以,传统道德的基本理念还需要从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对应的“生存理性”上去理解和解读,传统道德所高扬着的“家”、“乡土人情”和“勤俭与消闲”等理念都是这种生存理性的表达。农村经济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需要关注这些仍在中国传统农民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价值诉求。     

文化建设的法治之路

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过程,必然是法治之路,需要法的理性之治。法的理性之治,是民主政治国家的最高追求。文化建设的理性与法治的理性具有同一性。在现时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法治浙江”建设,必须树立法治理性的观念,运用富于理性又切合国情省情的法治手段,推动文化建设切实走上法治之路。     

行政立法中的最好行政

在现代社会,行政除扮演“传送带”角色外,还承担起积极的形成功能。因此,现代行政法在守望司法审查面向的传统控权理念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行政实体问题的关注。对涉及大量管制事项的行政立法而言,这就需要在“最好行政”的指针下,选择恰当的管制方式,并经由整体制度的设计,实现管制目标,促进公共福祉。     

冷战时期台湾与苏联秘密交往始末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关系恶化。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文革”爆发后,台湾当局认为是反攻大陆的“天赐良机”。但是美国对此避而不谈,还有意冷落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企图寻求新的盟友,苏联也希望借台湾来牵制大陆。在这种背景下,台湾与苏联开始了秘密接触。投石问路1968年10月11日,在东京的一个俱乐部里,名叫维克托·路易斯的英国《伦敦晚报》记者,见到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赞卢为,要求访问台湾。但是路易斯持的是苏联护照,卢为鉴于其身份敏感,不敢做主,报告了台湾“驻日大使”陈之迈。陈之迈指示卢…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经济伦理精神的理性构建

文章提出了调节经济活动的三种手段，指出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批判继承儒家美德伦理和西方契约伦理两种思想资源，提醒人们要慎重对待伦理精神的“国际接轨”，最后呼吁要充分发挥企业界、政府、学术界在经济伦理精神建构中的作用。     

委托理财协议中的保底条款效力之追问

保底条款是委托理财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它不仅决定了这种投资方式的存在与否,同时亦是委托理财失败诉争时当事双方相持不下的根本原因。对于该条款的效力认定,目前的法律与司法实践并没有提供能真正能起到指导与评价作用的答案。因此,从合同的私法性、社会法性及保底条款与其它条款的勾连角度来追问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是合理与适法判决的关键所在。     

权利表见责任研究——以物权法善意取得为视角

善意取得理论解决的是外观信赖人取得受让财产权利的正当性问题,而真权利人丧失权利的法理正当性则在于其应承担的权利表见责任。权利表见责任,即所谓“对权利表象的责任”。权利表见责任有其认识论和实践论上的必然性,其法理基础在于理性受意人角度的意思表示解释理论。权利表见责任的实质是一种法律上的拘束,是作为第一性的义务,而非第二性的法律责任。     

法官的经验与理性

初民社会是以人神互相感应的方法来解决诉讼问题的,当今一些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遗迹。大陆法系的司法最显著的特征是重演绎,重视法律的理论体系;而英美司法则完全是经验性的,强调遵循先例,而不注重体系。法官对法律的思辩是依赖于经验的,但是经验却不总是足以对思辩的疑惑提供裁决,所以真正的法官思辩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法官对经验与理性的追求体现的是法律所固有的规则性及其内在的逻辑力量。理想的法官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经验理性。     

论刑法理性

本文从刑法的实体规范和运作过程相互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刑法理性的概念,强调刑法理性贯彻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全过程,是保证刑法合理性的基本原则。刑法的目的性、合理性、节制性构成了刑法理性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