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石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2020年11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决策部署,围绕完善作品定义和类型、加大侵权行为惩治力度、加强与其他法律的衔接、落实有关国际条约义务等问题,进一步完善了著作权保护制度.     

涉民营企业犯罪案件的刑法适用

综观近年来发生的涉民营企业冤假错案,法律适用错误无疑是重要原因。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在恪守刑法谦抑性理念、合理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准确理解、适用刑法条文,避免过早、过度的刑事介入以及适用不合时宜的罪名给民营企业发展增加不必要的刑事负担。为此,司法机关应准确区分民营企业行为合法、违法和犯罪的界限,准确区分涉民营企业案件自然人、分支机构和企业犯罪界限,慎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等不合时宜的罪名。     

刑民交叉诉讼中产权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由于现行法律相关规范不明,司法实践中涉产权刑民交叉诉讼存在民事纠纷刑事化、涉历史遗留问题的产权案件亟需清理以及涉案财物处置不规范等问题。完善刑民交叉诉讼中产权保护应妥善处理民营企业产权的历史遗留问题,采取构建统一的涉案财物处理平台、改革公安的罚没财政激励机制以及对刑民交叉案件诉讼程序进行类型化建构等举措,以民法中的产权规范为基础,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实现产权保护法治化。     

拓展与深化:会计收益计量的演进轨迹

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会计收益计量进而保护产权的历史,就是一部随着产权权能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会计收益计量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演进以发挥作用的历史。从传统会计收益到全面收益的演进史,即足以为证。然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由于生态因素的缺位,全面收益并不全面。与此同时,生态因素日益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从全面收益出发,计量企业生态收益,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     

战略新兴产业与知识产权保护

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是调整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则是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法律政策保护,打造外在舆论支持,提供战略基点与保障平台。文章阐述了知识产权保护在促进战略新兴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产权本身面临诸多挑战问题,提出了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举措,通过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促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新型产业,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发展能力及发展潜力,从而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携手创新 化解制造业危机

<正>新年前后,一些制造业大省接连传来工厂倒闭的消息。专家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危机真来了。不管是珠三角制造业往内地迁移,还是国内制造业迁往周边经济欠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发展颓势一直令人担忧。虽然国家多年前就提出了转型升级的号召,并且陆续投入不少资源加以扶持,但却一直收效甚微。众所周知,知识和创新是任何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品牌竞争的核心。中国虽然早已建立了国家创新体系,但是,对于国内数以万计的私营制造企业主而言,政府的扶持力度和照顾范围极为有限。由于创新的风险太高,成本也不菲,私营企业普遍缺乏创新的实力;与此同时,国内目前的知识产权尤其是工业产权保护力度较为有限。因此,制造业     

文化传统与中国经济转轨

王前强在《学术论坛》2010年第3期撰文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局限于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很难客观诠释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强化了政府的有效性、社会的韧性,塑造了企业的内在精神,提供了基本的产权保护意识等,令人惊奇地创造了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条件,从而使中国顺利转轨的同时获得了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     

论发展权视野中农地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农地产权制度确立不仅是农民财产权益保障的起点和基石,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举措.然而现实中违法征用土地现象严重,农地产权保护中主体虚位、产权虚置,权能残缺,国家对农地发展帮助权也存在缺位,严重损害了农民的主体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民发展,必须科学设置农地产权制度、完善村民自治、保障农民结社权、强化司法救济,为农地产权保护提供制度、政治、组织乃至司法保障;同时必须规范土地市场,保障土地合法流转.     

六盘水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问题分析

党的十六大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本文就六盘水市非公经济的问题作了分析 ,提出要抓住时机制定政策措施 ,要建立法制化的私人财产保护体系、税收体系和其他经济活动规范体系。     

集体所有土地产权保护与征地痛苦指数

朱光华、高建伟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土地制度是农村的一项基础制度。我国土地制度的特征是城乡分割;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并存;政府的土地征收权是联系两种土地所有权的唯一纽带。土地征收的经济实质是用责任规则保护土地的所有权。我国的土地征收并不完全满足效率限制原则,即公共利益和合理补偿。征地痛苦指数可以用来反映土地征收中的效率扭曲程度和农民福利损失状况,我国目前的客观征地痛苦指数接近于1,反映出效率严重扭曲和农民福利严重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