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成因及预防新探——以广州番禺韦某强奸杀人案为例

广州番禺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韦某,不满14周岁便实施了多起杀害、伤害幼童案件。探析其暴力犯罪成因应遵循以下路径:天生犯罪人理论不足以解释暴力行为原因,就行为表现而言,韦某也并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行为的能力,其残暴行为源自其冷漠、敏感暴躁的人格缺陷,而其人格缺陷的产生是由家庭人文环境缺失、父母错误教育方式以及父母面对问题时的逃避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韦某案件带给我们的反思在于两方面:就微观层面而言,国家和社会组织应对触法未成年人进行认知治疗、积极介入触法未成年人家庭环境;在宏观层面,亟需构建我国的少年司法体系。     

不同犯罪动机女性毒品犯人格特征与矫正对策

文章根据不同犯罪动机将女性毒品犯分为纯贩毒女犯和以贩养吸女犯。将这两类女犯之间、这两类女犯与同类男犯或女性抢劫犯、女性盗窃犯的EPQ、16PF的平均分比较,总结出纯贩毒女犯和以贩养吸毒品女犯的人格特征。针对纯贩毒女犯的人格特征主要是培养诚实品德和以目标选择与实现法培养其独立性;针对以贩养吸女犯的人格特征用厌恶疗法和刚柔相济法培养自律性,矫治冒险敢为的人格特征。     

智能传播时代泛娱乐主义衍生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化解

泛娱乐主义借助智能技术将“泛”的特性不断叠加与增强,呈现出了新的样态。在资本扩张、技术赋能和心理驱动的作用下,泛娱乐主义逐渐生成发展,并在实际运行中衍生出意识形态风险,集中表现为“主体多元化”协同“去中心化”,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传播隐蔽化”伴随“去价值化”,离散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叙事碎片化”融合“去政治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对此,应通过理论纠偏和宣传引导相协同来澄清娱乐边界,通过价值引领和内容生产相贯通来优化娱乐供给,通过技术赋能和制度约束相结合来净化娱乐生态。     

境界论

追寻境界,是追求内心与外物、本质与现象、言外之意与象外之意、意中之境与意中之意的融合。这是中国文化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是贴近境界的本真的方式。何谓境界,学者各自规定不同,从各人的论述来看,所谓境界,主旨是讲人生境界,是人内在精神修养所达到的一种水平。它是真善美统一的和合完美境界,是一种自由境界。由于学者学术观点和价值观的差分,因此各家所开出的人生境界各有不同,亦有相似之处。尽管各自所开出的境界既美又华,但缺乏某种理论思维的前提和基础,这便是自由。在自由主客体和合基础上,依据现代社会、自然、人生融突和合需要,可以构建人生生命存在与精神的五大境界,即生命超越境、知行合一境、情景互渗境、圣王一体境和道体自由境。     

当代青年关于“儒家”的身份想象研究

儒家文化在中国始终扮演着隐性在场的角色。与之相应,在物质条件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当代青年面临着如何重塑其文化人格的难题。在认真审视日常生活的平庸之后,部分青年选择“儒家”作为其身份想象。这种想象将儒家士大夫的“殉节”作为共情的基础,试图以此汲取其人格中的神圣力量。通过分析造成这一“文化奇观”的心理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此类青年的身份想象其实较多立足于诸如“自由”“平等”等文化价值的考量,而其所推崇的士大夫精神实际上已遭到隐性的转轨以贴合现代生活。是故,此类青年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被单纯理解为儒学的“复活”,反而呈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现代气质及其相关心理诉求。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当代青年在其心灵世界所发起的“逆向突围”。仅以青年而言,这既反映了部分自发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面相下所包含的复杂动因,亦反映了当代青年表达其精神诉求时的曲折性与隐蔽性。     

浅析党员干部加强品行修养的现实思考

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是胡锦涛同志对全体党员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体现了党的事业发展与党员干部职责的统一,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与党的领导方式的统一,体现了党的形象与人民期待的统一。作为党员干部,要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要求,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努力树立良好的形象。在这里,我仅从注重品行修养的角度谈点粗浅的认识。     

祭孔的文化省思

孔子的政治思想资源与道德资源,如何演化成有着公共精神、敢于承担责任的现代积极公民的人格内涵之部分?     

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

人格权是法律制度中一个带有根本性文化特征的重大问题。通过对罗马法人格权与秦汉律名籍制度的比较研究 ,可以看到中西方有关法律制度在古代社会前期就已逐步形成各自的文化特质 ,其差异是相当悬殊的 ,并对以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