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能当场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吗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交通警察接到交通事故报案后，应当及时赶赴现场，对未造成人身伤亡，事实清楚，并且机动车可以移动的，应当在记录事故情况后责令当事人撤离现场，恢复交通。对拒不撤离现场的，予以强制撤离。对属于前款规定情况的道路交通事故，交通警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并当场出具事故认定书。当事人共同请求调解的，交通警察可以当场对损害赔偿争议进行调解。”     

“人身关系”流变考(下)

本文着重研究了人身关系在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民法中的3种存在形态,证明了人身关系法是市民社会的组织法,揭示了人格关系法与人格权关系法的区别:前者是关于法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规定,后者为晚近产生的关于主体的具体人格利益的规定,为人身关系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先于财产关系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     

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及其预测

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是客观存在的,对其进行科学的预测,既可以为监狱行刑提供参考依据,又可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和出狱后保护,达到预防重新犯罪的目的.水文从刑罚学的角度分析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具有主体的特定性、再犯的可能性、人格的倾向性、时间的限定性、状态的持续性和可变性等特征,并认为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可以从其在犯罪和改造中的表现等方面进行测定.     

试论国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第2期载这样一案例：王烈凤诉千阳县公路管理段人身损害赔偿案，案情如下：王之夫马学智下班后骑自行车沿公路回家，遇大风吹断公路旁护路树，砸中头部致死。事故原因是路旁树木受害虫斑星天牛危害严重，部分树木枯死，上级批准采伐枯树。负责此段公路管理的干阳县公路管理段未采取采伐枯树的措施，致事故发生。千阳县法院审理认为：公路两旁的护路树属公路设施。路     

陈水扁“自贬身份”也难进APEC

台湾参与APEC有规定今年6月22日,陈水扁对韩国一位亚太经合组织(APEC)高官说,他愿以“中华台北”领导人身份出席APEC今年在韩国召开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国际社会的嘲笑和有关国家的反对。美国当天即予否定和拒绝,说台湾当局由什么人出席APEC峰会,多年来已得到“有效处理”,希望仍然是“适当的”高层人士参加。接着今年的东道主韩国也断然表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台湾当局不甘心,不断干扰和破坏APEC峰会工作,但对台湾“地区经济地位”,APEC从一开始即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1991年,台湾和香港被允许与中国…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研究(2)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是把医疗单位的民事责任和患者或者家属的合法权益具体量化，反映着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程度和受害人合法民事权益受保护的程度。《民法通则》划定了赔偿范围，却没有明确赔偿的具体方法。《条例》对此虽做了相关规定，但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相比，却不尽如人意。     

论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刑法地位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国内刑法理论中早就提了出来,并在现行的刑法条文中有所表述。但对该原则的已有理论研究高度不够,视野狭窄。立足于罪刑相适应原则之于刑罚个别化、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刑法人道主义原则的关系较为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刑法核心原则地位,从而为宏观把握和整体领悟刑法开启一扇窗口。     

耳纹认定人身作用研究

通过耳纹识别人身是一个新兴的法庭科学领域,法庭科学专家对认定没有给出一致的标准,甚至连认定的步骤、方法也没有统一。我们对小范围耳纹样本进行实验研究,针对耳纹易变形的特点,讨论了耳纹认定人身的科学性,并且提出了耳纹认定人身的方法和认定标准。     

做好群众利益代言人

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农村的省人大代表,我认为必须要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奋力有为,做好群众利益的代言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望逐步加深,但人身损害赔偿城乡标准的不同却在时刻挑战着人们的公平低线。面对同样的伤害,同样的死亡,     

家庭服务从业人员权益维护探究(三)——家庭服务中发生人身权损害的处理

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在工作中难免会发生人身权受到损害.应当怎样避免侵害发生?一旦损害发生后又应当采取哪些有效方式方法来减少或补救自己的损失?文章依据现行相关法律举案说法,阐述了员工制和非员工制下家庭服务从业人员人身权遭受侵害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