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追、退赃及其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赃包括赃款和赃物，泛指犯罪分子凭借犯罪非法取得的财物。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取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司法实践中，一般是侵财性犯罪行为才产生赃物，如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等。对犯罪分子非法获得的赃物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即追赃和退赃，实质上是使公私财产恢复原状。这是贯彻刑法的任务中“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合法财产”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追、退赃，因而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现象，诸如司法机关不追或少追赃，犯罪分子不退或少退赃，使被侵害者的合法利益遭到的侵害无法得到保护，或者司法机关多追、犯罪分子主动或被动地不合理多退，使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要做到合法合理地进行赃物的追、退工作，有必要对追、退赃的性质进行研究。     

“以人为本”的深层含意

以人为本的提出，和谐社会的提出，事实上更多地关注到了我们社会底层的弱势者、困难群体。其意义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解读。一个非常现实的层面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困苦所做出的反弹，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稳定大局受损，如失控则会玉石俱焚。在此层面上，可以说是不和则乱，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正本清源:马克思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社会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严格区分民主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些资产阶级派别。为了应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他们对民主社会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些派别采取了联合、团结的灵活性斗争策略，但马克思恩格斯始终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始终都是共产主义者。     

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机制与法律问题新探——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及防控对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有其特殊性，因此不论在刑罚领域还是在防控矫治机制上，均应寻求恰当的策略。未成年人犯罪有其主、客观原因，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缺乏正确判断是非能力；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纷繁复杂，外界不良诱因太多，难以抵御，使一些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为此，对未成年人应倡导非监禁刑等轻刑化措施；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我国签署的《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最低限度》第21条规定，应在条件成熟时建立未成年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确保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在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权益。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发育水平，对未成年人犯罪动机的矫治应采取说理式、抑制式和训练式等方法，从培养其成熟人格入手矫正其人格缺陷。即使有逮捕必要的，也应基于对未成年人权益特殊保障的司法理念，对其慎用逮捕；在继续全面实施“非羁押风险评估机制”的基础上，可以试点开展未成年人审查逮捕听证制度，创新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建立符合我国未成年人特点的“保释”制度。     

浅析国画中的程式艺术

通过对程式化产生的文化背景的阐述、程式与图像结构的关系、程式与艺术符号的关系、程式的继承与创新等四个方面的简要分析,揭示程式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下,自身的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和超越,对待程式应有选择的继承、有新意的创新。     

城市政府规模非适度表征及适度化路径选择——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保证社会各组成部分有效运转,就必须保持一个适度的规模.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府规模适度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沿着"相对适应--不适应--新的适应"的轨迹不断进行调整.本文以深圳市为例,运用政府规模适度化评价指标分析了目前城市政府规模非适度的一些表征,结合深圳市历次行政改革及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对政府规模适度化的路径选择问题进行了探讨.     

传统的哲学思想与罪犯改造

特定的环境造成了罪犯头脑中存在着求神拜佛、看相占卜、问卦算命的现象。罪犯中的求神拜佛与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罪犯的问卦算命与古代哲学“阴阳大化”不是一回事；罪犯中的知行相悖现象违反了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合一原则；罪犯的放纵欲望违背了传统哲学中“天理人欲”的积极思想。用传统哲学思想对罪犯进行针对性地改造，可以使罪犯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服刑人员心理矫治的操作化程序

从服刑人员中分离出可以实施心理矫治的人，是监狱开展心理矫治工作的前提。监狱心理矫治的对象应当是心理不健康之服刑人员，并对他们的心理矫治应当实施标准化的操作程序。     

昆山市探索人民调解员队伍职业化道路

随着矛盾纠纷的不断增加和日益复杂,人民调解员队伍呈现出专业化、专职化、职业化的发展趋势。专业化是对人民调解员知识水平、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方面的要求;专职化是指人民调解员专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不从公共财政中获得必要的劳动报酬;职业化是指人民调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