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与“污柒”

“政绩”与“污染”的不正常联姻，已是老生常谈。 长期以来，政绩考核指标和官员晋升机制依然在围绕GDP打转，一些所谓的“明星企业”虽然污染风险重重，却能为地方创造可观的利税，支撑起政绩的“颜面”，这就必然诱发以环境代价换取显性政绩、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仕途的本能冲劝。而一些地方对污染企业大开“绿色通道”，对公众举报充耳不闻，乃至以“企业宁静期”、“挂牌保护”之类“土政策”阻挠环保执法，也就不足为奇。     

贪官的刑期

贪官的刑期,并非只是一个限制其自由的简单数字,也应是让他们付出代价的精神符号,大部分贪官将远离过去纸醉金迷的生活,关进那只有小窗小门的牢房,永远或暂时地无法安睡在曾经柔软的那张床上。     

言论自由的代价

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不能只享受言论自由的好处,而不承受其代价。在一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对言论的性质进行分析,从而判断维护言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2011年3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备受关注的"斯奈德诉菲尔普斯案"作出裁决,从而结束了长达4年的诉讼纠纷,也再度引发了关于言论自由问题     

实现唐山转型升级、绿色崛起的三要素

唐山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在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较大经济体量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沿袭的是粗放的增长方式，倚重的是传统的产业结构，付出的是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唐山2013年的经济发展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如果不居安思危，采取颠覆性的措施，尽快打开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未来发展的道路...     

吃的谁家饭？

警匪勾结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一书中，对镖局与强盗的关系有着形象的表述：镖局是清末一门奇怪的行业，其防范的主要对象是强盗，俗称贼。然而镖局不能见贼就打，那样代价太高。相反。还要与贼和谈。交朋友。遇贼拦路，镖头便走上前去一脸堆笑。拱手抱拳，向贼行礼问好，贼也识相回礼，然后双方对答黑话。问话的范围包括江湖上的师承与帮派，如扯上远祖或同门关系，就好说了。     

社会发展代价产生的根源

研究社会代价的成因,揭示社会代价的成因机制,合理地区分成本代价和超成本代价产生的根源,以指导主体在社会活动中努力实现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成为研究社会代价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     

邓小平的和谐观刍议

邓小平所关注的焦点与邓小平理论中的许多关键性论题都是与和谐二字息息相关的:活力是和谐之源;稳定是和谐之基;代价是和谐之痛。因此,深刻把握邓小平的和谐思想,对于更好推进我们当前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群体性事件与利益分析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三个因素为：民众通过代价计算后决定与政府抗争、政府触及民众利益底线却不愿分割既有利益引发冲突、有着相同被剥夺感的多数人。根据这三个因素产生的不同阶段，可采取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对策进行处置。     

打造绿色和谐的生态台州

回首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之路,勤劳的台州人在资源匮乏的大背景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然而,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从"成长阵痛"中走来的台州人,更能深刻体会"环境是最大资源,生态是永久财富"的道理,打造一个绿色和谐的生态台州,已经成为台州人共同的期盼。     

道德代价问题研究概述

在西方,对于社会发展与社会道德代价的关系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曾经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形成期、成熟期、发展期,代表人物分别为英国的哲学家霍布斯和法国的思想家卢梭以及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主要体现在罗马俱乐部、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可持续发展观的有关论述中。当代中国学者对社会发展与社会代价、道德代价关系问题的关注与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同样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起始期,发展期,深化期。古今中外对道德代价的探讨,既有许多成就,也留下了发展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