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忧党意识论析

邓小平曾反复强调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 ,关键在人 ,关键在党。面对着中国共产党法理基础和执政环境的嬗变 ,面对着党内一度存在的思想僵化 ,干部素质不高和新时期腐败现象的蔓延问题 ,邓小平产生了深切的忧党意识。为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党的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邓小平抓住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等重要环节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治党方略。     

习近平从严治党新方略——学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中国共产党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视野开阔、总揽全局、博大精深,开启了管党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新征程,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的新高峰,深化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举措,开辟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境界。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到管党治党的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     

高校党建推进“以德治党”刍议

将"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在高校党建中,充分发挥道德和法律两个社会规范的作用,贯彻从严治党方针,使高校党组织保持先进性,更好地领导高校的发展。在高校推进"以德治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党员道德水平;健全党建机制,突出"德"在干部任用和考核中的优先位置;加强党组织的新媒体建设,推动党风建设。通过积极推进"以德治党",提升党员队伍的纯洁性,打造一支思想道德素质高的高校党员队伍。     

应严格把好“一把手”选用关

必须把以德为先的要求细化为对"一把手"选用的首要标准,把政治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要求作为"一把手"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     

科学理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胡锦涛同志的讲话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阐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我们选择和任用干部的基本原则,对于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选人用人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论包容

要敞开国门,就迫切要求主动包容。社会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要求动态的包容。包容是阵容,是力量。包容是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包容是化合,不是混合;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目的是和谐、发展。包容量大面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之间都要包容。而要包容就要坚持平等对接、统筹兼顾、优势互补、平衡制约的原则,就需要营造宽松的文化生态环境,要求执政党实行包容性政治。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社会为本。     

通往文明之路——我国文化建设诉求的政治学考量

文化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与重要表征.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共同进步的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协同发展的社会.因此,加强文化建设是我们通往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路径,对其内在依据、运作方略与操作机制进行学理上的剖析与考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从实体和程序上鼓励、引导、保障确实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予以从宽处理、处罚的由一系列具体法律制度、诉讼程序组成的集合性法律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之间实质上是刑事诉讼中对办案机关及办案人员办理案件的实然需要与应然要求的关系;认罪认罚从宽不等于辩诉交易,后者只是一项具体的诉讼制度,不可能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提并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适用于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适用于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也适用于普通程序.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危险性相当性”的具体判断

本文案例启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性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具体危险,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危险。与放火等行为危险性相当,必须是实施一个行为就足以造成与放火等行为相同的危害后果,数次或数个连续伤害他人的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定故意伤害罪。同时,在刑事审判中,应严格依据犯罪构成要件认定犯罪,坚决杜绝     

“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之影响

"以儒释法"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起源于汉代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善于唐代。其核心在于强调儒学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以儒家伦理价值观作为判断罪与非罪、衡量刑罚轻重的依据。"以儒释法"的出现打破了汉代以前儒法对立的局面,并将法令赋以道德的内涵,缓解了秦代以来严刑苛法与百姓间的矛盾。本文围绕董仲舒的"春秋决狱",阐释"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