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农业：现代农业发展新视角

当前，农业发展正在进行着一场悄然革命，以业态转型、功能转变、价值转换为主要特征的创意农业初见成效。与传统农业相比，创意农业更加注重一产、二产与三产的融合，更加注重农业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拓展，     

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司法认定

【案情】2004年9月2日15时许,冯现云驾驶的苏C13760号大型普通客车从东向西行驶至苏325线61KM+950米处,将由南向北横过道路的刘炳国撞伤,刘炳国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经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市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认定,冯现云负     

论蔡仪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续承

蔡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流派的开拓者,他以辩证唯物论为哲学基础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新美学的理论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发展。至今,蔡仪美学思想对于中国当代美学依然具有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和研究内容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蔡仪的唯物认识论美学可以通往科学主义的认知美学;另一方面,蔡仪的自然美论可以与西方当代的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等自然美学进行对话,启发和促进当代美学的多元发展。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当代价值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篇十分重要的理论著作。这部著作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理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     

政府无权擅自终结办理代表建议

笔者认为,政府擅自终结代表建议办理的做法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从理论上讲,提出意见建议是代表的权利,办理代表意见建议是政府的法定职责,如果允许政府自主决定是否办理代表建议,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放弃自己应当履行的职责,这与职责不能放弃的公权行使基本原则相背.同时,提出建议作为代表的一项法定权利,必然要求相应义务主体的履职行为作为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如果允许政府可以擅自终结办理代表建议,那么,代表的意见建议权恐怕会沦为空谈,这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理相冲突,故擅自终结办理代表建议的行为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政府无权自行终止办理代表提出的建议.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

一、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一)仁。仁作为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与"内核",支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仁者爱人"是其基本含义,进而衍生出"忠恕、克己、孝悌、自爱"等规范和品德。(二)义。义是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华,展现出传统核心价值     

《决定》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科学阐释了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60项重要任务,对于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和深远价值,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路。《决定》确定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实施对策,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升级版"、"创新版"、"中国版"和"习氏版"。     

中国“文明新形态”发展理念的演进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实践,是世界文明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努力在于对引领人类未来前进方向的新型文明价值观形态、对于新质的发展理念和模式的严肃思考和实践探索。作为对"西方文明"主宰下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反思与实践性超越,中国为全球共享的文明新体系、发展新形态贡献"中国道路"与"核心价值观"的智慧;着眼中西文化选择之间激烈交锋、冲突以及复杂博弈的非确定性情境,面向未来,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还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所确立的"五大理念",其所承载和彰显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新文明理念的愿景预期、合理形态的制度价值实践、新文明人格类型的确立与塑造,以及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和命运的一种高瞻远瞩的理性筹划、审慎设计和有效践履。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冲突管理——基于四川省Z县政府的质性研究

正自20世纪80、90年代起,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开始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进行了政府绩效评价的探索与尝试,总体历经了初步探索、研究拓展和细化创新等发展阶段,现已成为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创新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多年的实践中,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也遇到了一系列困境:从宏观层面来看,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公平、民主与秩序、官本与人本、管制与服务、效率与公平、经济增长与社会增长等价值间的冲突。从微观层面来看,在绩效评价     

介绍贿赂罪司法实证研究

作为独立成罪的介绍贿赂罪,介绍贿赂人与行、受贿人可能具有不同的利益追求,介绍贿赂罪的成立不以介绍人获得经济利益为条件;不以行、受贿罪的成立为条件;其既遂形态不以贿赂实现为标准。对于未参与实际给付贿赂过程的介绍人,能否构罪应以是否对贿赂行为的＂明知＂为前提;特别条款中的＂主动交代＂应以司法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为限,以体现立法意图,实现其严厉打击行、受贿犯罪的功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