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苏东坡传记(下)

作品首先塑造了一个政治家的苏东坡。作为才华横溢,见识不俗的青年政治才俊苏东坡进入北宋朝廷,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但他却没有站在皇帝一边,支持王安石变法。而是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变法,才会被那些所谓“改革派”排挤,贬谪到杭州。从传记作品描写看,这个时期的苏轼,虽然有热情,有抱负,有担当,敢直言,但与王安石相比,就显露出了政治还缺少远见和思想还处于较稚嫩阶段的问题。     

永嘉文化丛与宋代儒学的新转趋

宋代儒学的多元融合发展,演绎出了理学、心学和实学等基本方向。直面现实,理学和心学立足道统,着重于唯识和唯心,强调修身和养性的内在德性;而以永嘉事功学为代表的浙派实学,则从经济社会模式转型现实和富国强兵的忧患意识出发,唱响了开物成务、变革除弊的唯物实践论。以永嘉事功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的发生,代表着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构筑了一组特色鲜明的宋代温州文化丛,体现了儒学与工商文明相得益彰的新伦理精神。这种新儒学走向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南一隅"之"敢为人先"的务实变革与经世拼搏精神的文化原型。     

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纪事

<正>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有亚洲和非洲29个国家代表团出席的亚非会议。这次重要会议,对亚非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刊发表的这篇纪事,是作者根据多年来收集到的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当事人回忆录或回忆文章,同时参考有关年谱和传记作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等,整理和编写成的。这份材料比较全面、系统和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进与相关国家的了解与友谊、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以及保卫世界和平而作出的艰辛努力,     

诗学对话与文化输出--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余论

泰戈尔诗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与 西方诗学的对话。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学习借鉴、文化输 出、比较研究和反思批判等,都是对话,其中的文化输出既 是反对文化殖民化的民族主义的话语表现,又是实现东西 方真正对话的诗学追求。这样的文化输出所体现的文化 “送去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主义。     

胡适的学人传记三论

胡适的学人传记是胡适传记创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本文从学人传记的创作缘由入手,分析了胡适学人传记中较有代表的篇章,胡适学人传记的艺术风格,并试从胡适的学人传记中挖掘一个隐藏的"自传".     

福楼拜传记与《包法利夫人》

“新批评”将文学研究划分为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将传统的注重作家生平传记的考察归为外部研究,并对此进行了批判。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对传记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传记写作追求“真实”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有“传记死亡”之类的说法。然而,笔者认为,作品研究离不开作家的传记研究,传记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式。本文主要考察了两部福楼拜传记——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和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对名著《包法利夫人》的解读,以期探讨作家传记对文学作品研究的意义。     

留得巧思心淡然——记全国政协委员、民进福建省委会副主委郑家建

<正>用获奖无数、发表作品无数来形容郑家建实不为过,因为太多,无法一一列举。实际上在众多成绩与荣誉面前郑家建最兴奋的是他2001年的博士学位论著《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于10多年后又再版了。学术界称赞该书从战略上、全局上扭转了《故事新编》研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从而找到新的意义、并提升出一套新的理论设想: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讲学的创意。郑家建是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民进福建省委会副主委、福建师     

冯至《十四行集》的戏剧化特质

冯至诗集《十四行集》的现代主义精神除了体现在现代主义的思想意蕴外,还表现在现代主义美学风范上。戏剧化特质正是这种美学风范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分析戏剧化诗学观念、戏剧化诗思结构和戏剧表现手法的具体运用,可以看出《十四行集》戏剧化特质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