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制度的法伦理思考

"亲亲相隐"最初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漫长的封建时期都几乎严格按照这一原则来进行司法定案,直到今天,这一观念还停留在很多人的思想当中,它既存在一定的法律阻碍性,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此针对这一思想的弊端和法律上的传承以及伦理性进行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国家官员的隐私及其伦理限度

国家官员所据有的公共职位使其身份具有公共性并由此而有了与公共目的实现相关联的公开性要求.与此同时,国家官员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则使其呈现出私人性的一面并由此而形成了隐私利益及与之相应的不公开要求.虽然国家官员基于其公共身份所导致的公开性要求与其基于公民身份而发生的不公开要求互为反向,但由于国家官员的公共身份与其作为社会单个成员的公民身份都是不可否定的,因此,这两种互为反向的要求又都各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然而,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只有在不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才具有受到保护的合理性.而一旦国家官员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则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就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即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国家官员的相关私事或个人信息就是正当的.     

思想自由与政治伦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本文讨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特性、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思想自由的关系以及政治伦理的现实表现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影响。     

心理测试技术应用中的争议与未来

心理测试技术在司法实践领域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因鉴定结论的敏感性和其本身固有的缺陷,致使人们对该技术依据原理的科学性、心理测试仪器性能和应用伦理等提出了质疑。同时,心理测试机制的混乱,行业标准的模糊和法律地位的不确定等问题的存在也在客观上限制了该技术作用的有效发挥。对上述争议和问题的细致梳理,有助于研究者和实践者达成共识,有的放矢地改进技术,并在科学合理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心理测试技术的作用。     

人文社会儒家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创新,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任何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积淀在其文化传统中。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在于对和谐的追求。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和谐是其最高价值标准。儒家的理论和实践,无论是讲修身持家,     

法官非物质利益保障的价值基础与制度建构——以法官角色伦理为视角

本文从法官角色伦理分析出发,分析法官职业的本质,从法律的不确定性与法官角色伦理的博弈中引出法官的任职保障制度对于做好"法律世界中"法官的重要价值意义。文章从确保法官职业身份、树立法官职业尊荣、强化法官职业队伍三方面就法官非物质利益保障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基于文化视角防止利益冲突的路径选择

文化的规范是防止利益冲突的＂软实力＂。它从一个更加系统、更加本源、更加带有全局性的视角对利益冲突问题予以关注,抓住了防止利益冲突的根本性问题。形成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有助于科学规范权力及行使权力的行为,提高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素质,进而达到防止利益冲突的目的。为此要加强教育培训,形成基于道德层面的伦理性规范;建立卓有成效的组织文化,实现文化的认同。用文化防止利益冲突还应关注受众的范围和高尚文化意识的培养。     

价值、制度和伦理:我国民主政治的三维建构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我国民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这一人类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继承与发展。我国民主政治不仅强调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双重建构的统一,更要注重民主伦理的建构。即民主政治建设既要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旨归,以实现人全面而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又要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在制度层面上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更要通过人和制度两方面的民主伦理化将民主的价值理念内化为特定社会制度下人的心理法则,成为人们一种自觉的行为和习惯。     

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的伦理意蕴

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论包括自然条件形成的生产力和人自身自然所具有的生产力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通过劳动而融通成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包括自然生产力的主体体认性、自然生产力的公共利益性、自然生产力的"应然"自在性等伦理内涵。践行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应遵循自然自在尺度、动态平衡尺度、整体与个体有机统一尺度、属人的德性尺度。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蕴含的环境伦理建构条件包括制度、文化、技术等方面。     

“会见不被监听”律师职业伦理的挑战及应对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中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应当理解为“在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不得通过任何电子设备获取或者派员在场旁听其谈话内容。”“会见不被监听”在赋予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秘密自由交流权利的同时,对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提出了挑战。为保证辩护律师不滥用会见权,我国可以建立司法行政机关驻看守所监督律师会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