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司法责任伦理之守正

在数字化浪潮下,司法活动呈现出"去责任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责任感的缺失和责任推诿的加剧,因而亟待法学界对司法责任伦理予以革新。数字技术导致司法责任消解的机理是复杂和多元的,主要源于其兼具权威性与非权威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机械性与能动性等多重面孔。当前我国司法工作中的数字技术主要被应用于证据指引系统、风险评估工具、在线诉讼平台的开发等事项上,这些领域也是司法责任伦理冲突最为激烈的场域。数字时代应当坚守人本主义司法责任伦理,准确界定机器、技术人员、系统部署者与司法官的责任框架,在拥抱技术的同时树立科学的责任观,借助数字技术建立和完善符合时代特征的司法责任体系。     

当前财经价值观变迁中的隐忧

对财经素养的传统理解往往局限于"理财素养"层面,认为财经素养就是理财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然而,这种惯常的理解忽视了财经价值观的重要性。财经知识与财经能力决定个体在理财道路上能走多远,而财经价值观意味着个体是否具有对待和追求财富的正确姿态,决定了个体的财经决策和行为在方向上是否合理。证据表明我国公民的财经价值观变迁表现出一些不良趋势,如一味追逐物质财富但不遵守财经伦理规范。这种趋势可能与日益泛化的商学院思维以及市场的规则属性和动力属性之间的不平衡有关,通过这些方面的深入反思和改革,方能形成培育健康财经价值观的良好土壤。     

共同富裕的慈善伦理支持

作为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中有重要价值。慈善的本质是伦理的,慈善伦理通过"柔性调节"减少贫困与缩小贫富差距,支持共同富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大慈善概念立论,慈善伦理对共同富裕的支持是全面而有力的,它为共同富裕创造了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理念是从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走过来的,它打上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传统的"仁爱"理念在新时代要变革与升华。共同富裕呼唤构建21世纪中国慈善伦理理念体系,这一慈善伦理理念体系应以"新仁爱"为基本原则,包含平等、尊重等重要内容。在操作层面上,要建立动机与效果相结合基础上的"效果优先、兼顾动机""分类分层次"的方针,以有利于慈善伦理推进共同富裕的事业,并重点研究通过法治建立慈善伦理支持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可信任:人工智能伦理未来图景的一种有效描绘

可信任人工智能的构建发端于人对技术伦理旨趣的审度,可信任的存在逻辑在于人工智能创建了基于任务和基于目标信任得以产生的可能条件,并在与人类的交互之中呈现出某种关联性的信任。可信任人工智能应基于信任边界厘清的前提下,兼顾技术伦理学的通用原则和人工智能自身的技术特性,在有效监督和对技术动态的发展与应用的审慎批判中,确保人工智能向善。反观欧盟的"可信任人工智能的伦理框架",其所阐述的技术与非技术两个方面的构建路径、判别标准为可信任人工智能实现提供了有效的实践保障,但其对信任边界问题的搁置或排除则使其有效性遭遇质疑。     

人类基因编辑行为治理研究

人类基因编辑作为新的社会现象,在有助于人类发展的同时,也具有非常巨大的伦理风险、技术风险、社会风险。从现实情况看,人类基因编辑的潜在风险和规制漏洞值得警惕和反思。要客观评价人类基因编辑行为,严格区分治疗与改进的不同用途,确立以治疗为目的的人类基因编辑原则,对治疗予以有条件认可,对改进予以严格禁止。要正视现有制度的不足,明确行为界限,强化主体的内在约束,进一步健全人类基因编辑的法律体系、监管体系,确保人类基因编辑既能规避各类风险,又能增进人类健康。     

现代性叙事下的行政责任伦理阐释

现代性作为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与行政责任伦理的诞生有着直接关联。以工具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框定了公共行政思维与实践走向,使其走上技术化、工具化、非人格化的道路。在此背景下,一种强调价值性、主体性与责任性的行政责任伦理被提出。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主体即各级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对社会公共需求的积极回应以及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伦理担当,它具有个体与公共、自律与他律、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特质。从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应对的视角来看,行政责任伦理理性回应了行政的现代性危机,充分彰显了行政的价值理性和有力地改变了行政与道德无涉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