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粮食危机的成因

近年来,由于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失衡,粮价高涨导致粮食危机在非洲蔓延,使得粮食自给能力相对较弱的非洲社会不稳定因素增长,人民生活压力增加。探究非洲粮食危机的成因,对非洲正确应对粮食危机有着实际意义。     

东亚-北美经济失衡与再平衡分析

本文从国别结构和产品结构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北美经济失衡的变化,认为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是其对外产业转移的结果,东亚地区贸易顺差与日俱增是其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果。其中,东亚内部再次产业转移导致中国顺差迅速膨胀。为了实现东亚—北美经济再平衡,美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扩大出口,控制过度的信贷消费,并对美元采取更加负责的政策;东亚地区需要努力实现由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产业调整与升级,并把产业链向其他地区延伸。     

区域发展失衡和产业转移

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必定需要政府的组织引导。今天,在日益显著的成本上升、国外产业竞争、区域发展失衡驱动下,在国内消费市场快速膨胀以及新兴海外市场的吸引下,产业转移已经势在必行,而此前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改进又为产业转移创造了便利。     

供需匹配视角下大学生创业政策分析

本文主要以供需匹配视角下大学生创业政策为重点进行阐述,首先分析供需匹配视角下大学生创业政策发展面临的困境,包含政府供给主体以及需求主体的互动不到位、创业政策体系缺少完整性、高校对学生提供的创业资源不够充分,其次从强化供需主体互动、健全学生创业政策体系、高校提供创业政策发展的资源几个方面深入说明并探讨供需匹配视角下大学生...     

制造业长期结构性供需失衡的成因与治理

供需失衡本身是一个中性的经济学概念,供给和需求总是在价格机制调节下不断向均衡状态收敛。然而,对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形成严重抑制作用的长期结构性供需失衡现象表明,我国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产业进入退出机制仍存在制度性缺失和发展性障碍。当前我国制造业长期结构性供需失衡可以从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两个维度来分析,其中高新技术产业的供需失衡是发展性障碍造成的,主要表现为技术供给不足、过度进入、市场培养有限等;传统产业的供需失衡是制度性障碍造成的,主要表现为落后产能过剩、品牌效应不足等。为解决制造业长期结构性供需失衡,应从制度改革、服务优化、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形成供需内生平衡的机制,提升企业供给调整的能力,优化政府引导供需的功能。     

“十四五”及更长一段时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劳动力供需趋势研究

青年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情况是分析青年就业问题的关键。研究使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对“十四五”及更长一段时期我国青年劳动力供给和分行业的新增劳动力需求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10年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呈现扩张趋势,供给不断增加;预测结果显示,从当前到2035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将面临供大于求的非均衡态势,特别是高校毕业生数量增多和扩招积压效应叠加,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凸显。研究建议,可以从增强人岗匹配度、优化就业条件、加强就业帮扶、积极引导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化解供给冲击和结构矛盾,促进广大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探究

从实体经济上看, 汇改后的人民币汇率小幅度调整并未给中国经济的总需求水平带来显著影响, 汇 改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是进出口、就业、消费、投资、经济增长等多项宏观经济重要指标都表现良好。从国际政治 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情况两个角度来看, 我国目前应当恰当地调整汇率和进一步完善汇率制度。     

失衡发展与阿根廷危机

发生在2001 年底的阿根廷危机虽然是由债务危机引发的, 但是其根源则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失衡 发展, 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对外开放与适度保护失衡、积累水平与消费水平失衡、当前政策与未 来发展失衡等四个方面。     

三位一体

正三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结构性数字。几何中具有稳定性的三角形,逻辑上的三段论,中国文化中的天、地、人三才,谋略与运筹学中的上、中、下三策,所昭示者,就是三个层次、三结合或者三位一体等诸如此类的思维模式。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将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神(Personal God)相结合,形成了基督教父哲学三位一体(Mia ousia,treis hypostaseis;一个存在,三个位格)的核心理论,解决了基督教信徒中的宗教信仰问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三个至上理论再往前一步,即党的事     

行政驱动自治：政策执行压力下的农民反制——基于L镇调地实践的经验阐释

在基层政府“不支持、不反对”的农村土地调整态度下,村庄调地实践成为村民自治实践,它需要依赖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村社信息资源、权威资源与规范资源等治理资源。但是村干部自身以及村社治理资源本身也是阻碍土地调整实践的因素,也即它们自身在不能处理公与私的辩证法时,就极有可能援引国家政策法规成为土地调整规范的破坏者,从而导致人地失衡与自治失序的恶性循环,部分村民的土地调整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但是,这种诉求却有可能在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压力下对其产生反制力量,从而使基层政府用行政驱动自治,助力村社内部实现人地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