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背后的结构隐忧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大幅度的摇摆,但在内外综合因素的困扰之下,很大程度上,宏观决策更像是在与这难以避免到来的经济转型相对抗,在高增长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在一轮又一轮的政策"保驾"下形成高强度的路径依赖,尽显转身之难。     

构建自治型司法管理体制的思考——我国地方化司法管理的问题与出路

地方化单向性物质与人事双重依赖结构是当今中国司法权地方化的成因,司法权力地方化影响公正、高效和权威司法制度的建立。双轨制、重划司法区以及法院系统垂直管理等改革思路各有利弊。在现实中法院外部管理结构呈现从一元层级（各级政权）向二元层级（各级政权和上级法院）双重管理体制过渡的趋势。建立自治型司法管理体制是解决地方化司法管理问题的出路。     

我国大部制改革的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以路径依赖为视角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总是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而无法摆脱,这是典型的非良性路径依赖的“锁定”状态。当前正在进行的大部制改革,同样面临着非良性路径依赖的挑战,具体体现在思想观念、制度体系、组织行为上的非良性路径依赖。大部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打破非良性路径依赖,实现路径替代,这需要在更新观念、政府职能转变、遏制部门利益、配套改革上作出努力。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激进还是渐进:不同国家制度变迁道路与方式的比较分析--以市场取向改革中制度变迁的分析为背景

由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约都有着自己的惯性与相对稳定性,由于路径依赖影响性的存在,因而大多数的制度变迁应是渐进的和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情况就大都如此.前苏联与原东欧国家激进式的制度变迁方式虽有理论上的完善逻辑性,但实际成效却差强人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由于符合中国国情与制度变迁需求,因而实践中的成效却是十分显著的.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以中国与拉美改革道路的选择为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改革后的拉美主要国家则陷入拉美陷阱。二者出现如此巨大的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不断创新的发展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拉美主要国家则过度依赖西方,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其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国道路的成功和拉美模式的困境表明,国外任何所谓成功的模式或先进理论,只有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走上迷途或落入陷阱。     

突发事件应对型社会政策制定模式:意义、现实困境与未来选择

突发事件应对型社会政策制定模式是政府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提高突发事件应对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必然选择,对我国当前社会政策实践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面临着路径依赖的现实困境,未来中国社会政策建设的战略选择应从突发事件应对型模式转向发展型模式。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分析

本文借鉴演化经济学关于路径依赖、制度创新与制度演化的理论,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变迁历史及其存在问题,认为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演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充当了制度演化的主体,影响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要保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生命力,使其沿着正确的路径发展演化,避免由于错误决策而导致制度出现路径拐点,就必须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完善政党组织架构,强化正确的演化路径,维护制度的稳定性.     

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依赖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基于桂东南N村的实地考察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媒介环境和媒介消费市场发生变化,媒介依赖日益呈现低龄化趋势。对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行为和依赖程度进行考察分析后发现：留守儿童对媒介信息的辨别力及合理使用媒介的意识不强,媒介素养整体偏低。摆脱媒介依赖的关键在于政府、企业、家庭、学校、媒体形成合力,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引导留守儿童合理使用媒介,理性解读媒介信息,提升媒介素养水平,促进个体的良性社会发展。     

政府规制、路径依赖与全流通时代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导向

股权集中度与投资者法律保护可以互相替代,高度集中的所有权是治理结构对薄弱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的适应性反应。公司治理对于法律制度的路径依赖表现在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对于公司的管制方面。美国的金融机构对公司股权持有的限制受到巨大的法律和管制约束;而德国的反托拉斯法没有像美国那样限制公司相互持股的法律条款,也没有明确的立法反对内部人交易,日本对于金融机构持有公司股份的管制较少,惟一的约束来自反垄断法。由于法律制度的差异,导致了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考虑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长期被内部人控制,变革法律将面临较大的阻力,可以考虑的改革路径是:引入保护投资者的强硬法律,包括改革公司法、证券法和破产法等,并提高司法体制的效率;寻求功能替代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对上市公司股票发行、信息披露和内部治理方面实施严格的监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