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拉美化"倾向分析

国际经验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面临着迥然不同的发展前景.由于我国经济与拉美经济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为避免重蹈拉美经济发展的覆辙,本文对我国经济的内在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结合全球产业分工与发达国家成功经验,指出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避免拉美化倾向的现实对策.     

从“路径依赖”看户籍制度改革的模式创新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存在地区差异、人群差异、城市容量差异和部门利益差异等四个方面的路径依赖因素。本文认为城市容量是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模式创新的可行性路径依据，我们把户籍制度改革模式分成区域开放型、门槛准入型和完全开放型。     

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专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应该着力于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最起码的一条就是,有资源分配权的人不应该有优先选择权。这就好比是在分一块蛋糕,切蛋糕的人应该最后一个拿,这样才能保证分得公平。     

德国鲁尔区结构转型及启示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大量拥有诸多有利要素的传统工业地区陆续陷入发展困境而不能自拔,从经济发动机沦为被标以"老工业区"的问题地区,这也导致老工业区转型迅速成为一个全球化现象。老工业区转型既有成功案例,也有失败典型,本文所聚焦的德国鲁尔区则二者兼具。本文重点依据法国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作为传统工业地区的德国鲁尔区的两种转型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之间,尽管有大量创新和政策调整,但由于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功能锁定、政治锁定和智识锁定,这一时期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此后,考虑到单一的结构政策无法兼顾各区域的不同条件,鲁尔区引入"地区化"作为自身转型的核心政策,一方面引入"地区"作为结构转型的重要行为主体,替代日益没落的煤钢复合体企业,实现鲁尔区的协调机制从以煤钢复合体为主体的垂直一体化向以区域为核心的水平一体化的转向;另一方面则借助结构政策,充分调动区域内部各个行为主体的积极性,推动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建立与完善新增长结构中的各类要素。基于对鲁尔区结构转型的相关政策和理念的系统梳理与评估,本文尝试从经济的空间结构视角拓展学界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理解,同时也为我国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提供相应参考。     

“文山会海”背后的真问题

抓一抓,好一阵;松一松,又反弹.禁,不能禁;治,治不好.用“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痼疾与顽症,来比喻“文山会海”面临的治理困境,可能一点也不为过.囿于行政能力与治理水平,习惯于驾轻就熟的治理路径依赖,面对上级的要求、会议、文件等,最简单、直接的治理选择当然是“依葫芦画瓢”-“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     

人口红利、资源依赖与ICT产业发展——基于拉美国家的经验研究CSSCI

在全球处于后危机时代的背景下,拉美国家的实体经济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并且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渠道对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然而,由于ICT本身的特性以及拉美国家具有的"后发优势",该地区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仍然保持一定活力。本文以拉美地区ICT产业发展现状为逻辑起点,从人口红利和资源依赖的视角对影响ICT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剖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红利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ICT产业发展,而对自然资源产业的过度依赖使"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中"荷兰病"效应和"挤出"效应长期存在,最终抑制ICT产业发展。在考虑了核心变量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滞后效应、异常样本处理和动态面板估计等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可靠。这一结论意味着未来如何维持人口红利以及摆脱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将成为拉美地区各国政府建立信息社会亟须克服的困难。     

公物利用性质的反思与重塑——基于利益属性对应权利(力)性质的分析

公物系行政主体履行职务的重要手段,以积极姿态保障公物供给及利用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正确认识公物利用性质直接关涉给付行政理念的贯彻、司法救济渠道的开启与公物利用主体的纠偏.由于对公物利用性质的研究呈现出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依附于交叉重叠的公物利用类型来开展公物利用性质探讨的现有研究范式,已使学界对公物利用性质之认识陷入分歧与混乱.亟待通过研究范式的革新突出重围,即借助利益属性与权利(力)性质之对应关系,揭示公物利用以个人公法利益为目的导向,进而重塑其主观公权利性质.如此,将有助于避让以反射利益构筑的司法救济藩篱、整治权力寻租的观念积弊、丰富公物给付的当代意涵,从而使服务型政府更接近其本意.     

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困境与超越——基于路径依赖视角的考察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的法律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修正过程。法律制度变迁中的工具主义理念、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建构程式以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性因素是形成法律发展之路径依赖的主要缘由;突破法律发展锁定状态的有效办法是实现路径创新,即弘扬权利本位理念、开展法律文明间的对话以及构筑法律发展的和谐型结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