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间接适用——中国对CISG第1条第1款(b)项的保留

我国对CISG间接适用条款做出保留,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我国的经济、法律现状已与加入公约时大不相同,中国是否应当撤回此项保留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取消此项保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证适用法律的确定性,有利于维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对撤点并校的多视角思考——基于陕西省局部地区农村小学的实地调查

在撤点并校"成风"背景下,小学撤并问题成为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话题。通过对陕西省某农村地区学生家长和教师进行抽样走访调查,了解到撤点并校在实施过程和操作方面引发的问题。并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积极探索保留改建部分小学的路径建议如下:建设农村小规模学校;实行幼儿园小学一体化教育管理;改善办学条件。     

刑事诉讼法上的类推解释

类推解释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刑法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原则上禁止类推解释,尤其是相似条文之间的类推解释;只有在有利于被告的前提下,才允许事实比较意义上的类推解释。但在刑事诉讼法上,即使承认程序法定原则,也只是禁止扩张国家权力的类推解释,而不应禁止保障国民权利的类推解释。     

负面清单管理与法律保留原则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已经正式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实施。作为一项投资准入管理制度,其不仅具有经济上的积极意义,也具有深刻的法律内涵。负面清单管理与法律保留原则具有密切联系,其是法律保留原则在经济立法方面的直接体现,直接约束行政主体的执法活动,有助于发挥法律保留原则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     

服务政府的行政法属性

建设服务政府,迫切需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机制来支撑与体现,这对法学、尤其是行政法学提出了现实的要求,要让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就必须与行政法治相结合。因此,服务政府必须重视提供制度性的公共服务,而其作为一种价值导向理念,本身也具有某些行政法的属性,包括:法律保留属性、补偿公平属性和参与属性。     

中药保留灌肠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大黄龙骨牡蛎汤保留灌肠治疗慢性肾衰竭(chronic renal failure,CRF)脾肾气虚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41例非透析CRF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21例给予一般治疗,治疗组20例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大黄龙骨牡蛎汤灌肠治疗,2周为1个疗程,共治疗2个疗程。观察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中医症状评分以及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24小时尿蛋白定量(24-hour urinary protein quantity,24hPr)、白蛋白(albumin,ALB)、血清总蛋白(serum total protein,TP)、血红蛋白(hemoglobin,Hb)水平。结果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比较,对照组治疗效果不明显(P>0.05),治疗组水肿、倦怠乏力、腰膝酸软、气短懒言、脘腹胀满、口淡不渴评分均有明显降低(P<0.05)。治疗后治疗组食少纳呆、倦怠乏力、腰膝酸软、气短懒言、脘腹胀满、口淡不渴评分下降幅度均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与治疗前比较,对照组各指标水平均无明显改变(P>0.05);治疗组BUN、SCr水平均明显下降(P<0.05),GFR、Hb水平均明显升高(P<0.05)。治疗组BUN、SCr降低值,GFR升高值均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西医治疗基础上合用大黄龙骨牡蛎汤灌肠,能够改善患者肾功能,提高CRF的临床疗效。     

空白刑法规范合宪性审查的路径与方法

空白刑法规范固然可以避免刑法立法上的累赘与重复,可以确保刑法为其他法律保障法的属性。但是,部分空白刑法规范亦有违反宪法的疑虑,需要将其纳入合宪性审查的范畴,以实现刑法之自由与安全价值之间最佳平衡点。不能不加区分地认为所有的空白刑法规范都违反了明确性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空白刑法规范的指向与补充规范内容不对应的现象违反了明确性原则,空白刑法规范所参照的补充规范应当尽可能清晰和明确,否则应在司法层面排除适用。空白刑法规范是否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判断需要从实质上进行,绝对空白刑法规范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对此,刑法立法应当通过变部分绝对空白刑法规范为相对空白刑法规范的方式减少绝对空白刑法规范的数量。     

论司法制度的法律保留:含义、理由与边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不仅将司法制度规定为法律保留事项,还禁止就司法制度向国务院进行授权立法。立法机关已经围绕司法制度完成基础的法律创制,但实践中仍有其他规范介入其中,需要理论回应。基于制度与基本制度的区分,应当对司法制度的规范含义作广义理解。将司法制度规定为法律保留事项,是为了保证人民掌握司法权;禁止向国务院授权,是因为司法制度涉及基本权利和自由,且国务院和司法机关之间没有直接关联。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出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介入司法制度,但在内容层次等方面受到限制。“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论断,并不构成地方性法规介入司法制度的障碍。司法解释对于司法制度的介入,需要受到权力分工等因素的较大限制。     

个人信息在国家机关之间传输的类型化治理

个人信息传输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第2款规定的一种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国家机关之间通过数据共享技术传输个人信息，在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中渐成常态。基于传输主体的组织形态、传输发起的缘由等不同因素，个人信息在国家机关之间的传输行为呈现一体化和点状式两种实践形态。前者是基于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而展开的规模化传输，后者则是国家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过程中，因职权互动或依职权主动而展开的个案式传输。从本质上而言，以上两类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双元性事实行为。为了应对“一体化形态”的叠加风险与“点状式形态”的特殊风险，宜基于类型化视角对国家机关间个人信息传输行为进行适法性调适，以法律保留原则对传输行为区分不同的规范强度，根据程序正当原则对传输行为形成梯度性约束，并按照均衡性原则对传输行为进行差异化调控。     

授权改革试点应首先遵循法律保留原则

授权改革试点的合宪性由法律保留、授权明确性和比例原则等多项原则共同支撑。其中，法律保留原则是前提和基础，授权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应置于法律保留原则的支配之下。只有先根据法律保留原则来确定能否授权，才有下一步运用明确性原则或比例原则来调和授权给法制统一带来不利影响的空间。越过法律保留原则作出授权决定，势必因越权处置法律保留事项而产生合宪性问题，不仅有碍于法制统一，还损害民主正当价值。当前存在授权改革试点事项不受限制或简单照搬《立法法》第12条来确定禁止授权事项等认识误区，应从宪法保留、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权限关系、绝对保留和相对保留三个递进层次，提炼授权改革试点受法律保留约束的三个规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