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礼所缚的汉代皇权——有关礼之规范功能的一个考察

在中国古代,礼无疑是一套自洽的规范。法律史学界一般只论及礼对法典的影响,很少探讨礼本身,更缺乏对礼治场景的细节性分析。由于汉朝是儒家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初始阶段,因此汉朝皇权与礼制的关系是考察这一问题的有效切入点。在汉代,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儒家思想与皇权的关联性日益强化,学习儒术出身的官员或者说儒吏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礼制的守护将博得儒吏群体的忠心和支持,他对礼制的违反则将导致儒吏群体的口诛笔伐。礼的规范功能正是在皇帝与儒吏群体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它所蕴含的独特法律意味也因此获得阐释。     

论儒家礼教思想中的天人观

天人同源、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儒家天人观,是其礼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而礼教的基础是天道或天理。礼源于天,先天地正确,不可违逆。人与万事万物一样,都是天的造物。所以,礼合符天道,也合符人道,人遵从礼也就是遵从天道、天理,甚至也是遵从自己的人性。人能够遵从礼,也必须遵从礼。     

内圣外王新释

内圣外王之说,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它的多样性与相对性、效用性与理想性、冲突性与融合性三特色,厘清了中国“内圣外王”理念的发展理路,凸现了各个阶段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各自的特色,揭示出“内在外圣”的内在意蕴。自身缺陷以及价值理念,终极关切,从纵横互补中梳理中西古今内圣与外王张力和融突,使现实的伦理道德建设与国家民族的事功伟业得以协调平衡。     

论柳宗元复兴儒学之贡献

柳宗元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并在“文以明道”中弘扬了儒家的中道思想和民本思想。他好佛而不溺信佛,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性和卓识,显示了对多种社会文化思想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他以“势”论政体更替的历史观,以“元气”论自然的天道观,以及“统合儒释”的文化理想等等,都是他对儒家思想述而有作之处。柳宗元是复兴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和革新者。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在后人述而有作的创造中,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宋代禅僧的儒学观研究

宋代禅僧对儒学的认识,增添了许多新的精致特点,态度逐渐由对立转变为会通。他们不再简单地用佛教理论化解儒学,而是在承认佛教的教化作用与儒学平等的前提下,或是将佛教与儒学的理论进行比较,或是用佛教的教义会通儒学,或是认为佛教和儒学具有同样的社会功能且都可随时教化。宋代禅僧的儒学观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使佛教逐渐走上了中国化、世俗化的发展道路,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产生了直接影响。     

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中国古代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关于和谐、和合的思想同样十分丰富。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展开了讨论,并产生了几个不同的理论流派。儒法两家的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是重整体意识,忽视个体意识,个人依附于社会,仁、法术作为人们追求的至善,是一种群体和谐的原则,社会的秩序是一种以义务为中心的秩序。而道家体现的则是一种出世的、超脱义利的思想,其把个人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意在把个人从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在我们建设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和谐社会的今天,深刻地研究传统思想的内涵是很有意义的。     

宋明理学与佛学关系蠡测——“格物贯通”与“渐修顿悟”之比较

儒佛关系是宋明理学研究中重要问题。比较"格物贯通"与"渐修顿悟"的异同是重新研究宋明理学与佛学关系的具体切入点。"渐修顿悟"是中国佛教在探讨"渐次修行"和"直下了悟"的关系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渐修"为权、为方便,以"顿悟"为实、为了义的修行观;"格物贯通"是程朱在融合《大学》"格物"和西晋杜预"涣然冰释,怡然理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认识天理的方法,而与佛学之间没有明显的理论继承关系。"格物贯通"则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格物工夫,在求得"物理"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对天理的整体性把握。通过辨析宋明理学与佛学相似概念的异同,有助于重新解读二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的精神生态之简析——儒心、道心与佛心

精神是人的重要存在形态，本质上是生态的存在。生态以有机关联、共生互动、辩证发展等为主要原则，是事物的普遍存在形式。精神生态是个人及其民族的本真存在，能典型地再现个人及其民族的特质。儒心、道心与佛心共同构成中国人的精神生态，三者作为生态因子的辩证互动，是“德”与“得’’矛盾的展开、发展和解决。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地、生存发展的动力系统，儒心-道心-佛心的精神生态为中国人的生存、中华民族的进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性论视阈下先秦道儒墨法四家利害观概要

人性善恶能否"以利害推说"是中国传统伦理史中的主要议题之一,虽于古有诸多论述,但于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从先秦道、儒、墨、法四家利害观中不难看出,"利害"和"善恶"紧密相联,其联结点是"趋利避害"这一"人性"或"人情"。趋利避害尽管是人在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都具有的性质,不过,在道德世界里,自然层面的趋利避害是人的一般性,而伦理层面的趋利避害则是人的特殊性,人之所为人一定程度上就在于人能够根据"善恶"的理念和准则趋利避害,这也是先秦道、儒、墨、法四家利害观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