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在尘世半为仙”：林语堂的信仰之旅

儒、道哲学共同建构了林语堂人文精神的基础。一方面,他对儒家文化的现代实用价值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儒家文化的精神本质归结为一种近情入理的“人文主义”。另一方面,林语堂对道家文化也推崇备至,认为道家“偏好自然与直觉”,“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然而,在儒道之间,林语堂陷入“入世”与“出世”的“一捆矛盾”中。但智慧的他,“达”则于儒,“穷”则于道,亦儒亦道,亦孔亦庄,留其所当留,融会贯通,既执着于尘世中一切的“荣华”需求,又追慕庄子的“仙风道骨”,逍遥自由。“半在尘世半为仙”,成就了林语堂的信仰之旅。     

从日本学者对“中国”一词诠释的嬗变探索日本的“自我定位”

日本人的国民性所体现出的“缘人”特征与武士道精神,对上下位序非常敏感;自我定位对日本人十分重要,因为上下位序是通过自我定位而决定的。传统华夷秩序所体现的位序,乃中国在上,日本在下。日本的儒学者对传统“中国”一词所预设的华夷之辨与东亚政治秩序,不管是在“文化认同”或“政治认同”上,均难以接受。通过不断地对“中国”一词提出臆想性的解释,日本的儒学者缓解了“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割裂所造成的自我定位困境,并让中国经典得以适应于日本的整体文化（自信）之中。日本的国学者排斥儒释文化,认为必须立足于日本的价值之上,才能够认识到中国的“道”误在何处。日本学者对“中国”一词诠释的嬗变,对日本人的自我定位与国际关系,均带来重大影响。     

十年一剑 探微求真——读俞荣根的《儒家法思想通论》

<正> 《儒家思想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是俞荣根集其孔子和儒家法思想研究的成功之作。这部大作(54万字)从酝酿到最后付梓整整花了他12年光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在当今学术界,难得有这样的执着的追求。书中既有对孔、孟、荀原始儒家法思想的探析和究论,又有对以儒家法思想为主干的整部中国古代法思想史的梳理与鸟瞰;既有关于中国法律史的史实与公案的悉心与辩析,又有对于法史学上重大专题的质疑与论争;既有法律史研究方法论上的检讨与开拓,又有法思想、法文化性质上的立论与创新。全书形成一种史论结     

简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逻辑之树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本文将剖析中国法律思想的逻辑联系,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进行梳理,表现中国法律思想的传承与变革,身沉浸于过去的历史,心则展望遥远的未来。     

为什么一定要有奴隶社会

任何传统都充斥着内部的差异和矛盾,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也常常同自己过不去。孔子主张“谋道不谋食”,一会儿又说：“学也,禄在其中”,还是惦念着钱。一个人尚且这样,说话没个准,何况一个学派,何况一个文化传统呢？所谓“传统”是这么大,文史哲,儒佛道,从先秦发展到晚清,实在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所以我们谈传统经常只是大体而言,是简化的叙事。     

古代中国封建刑罚“文明”之思想原因——以中西对比为视角

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刑罚文明于西方中世纪之神判法的观点,已被世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可。就此原因,从思想层面入手可将其归纳为二大因素:一则中国封建社会并非像西方一样以宗教神权而立国;二则中国封建社会奉行儒法合治的法律传统。但是,为何中国封建法律和刑罚被曲解百年之久且至今仍未完全消融呢?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反思有二,一为外因,即西方人强加于中国封建刑罚上之印迹,掩盖了史实的真相;二为内因,即古今部份国人思史、正史失之客观、全面。     

儒法之争与儒法整合——儒法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

学术思想的发展同国家的政治实践相伴相生,凡具备治国才能的统治者都能积极从中汲取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有利于维护其统治的治国方略。先秦两汉时期,儒家与法家在人性和政治方略上的分歧,导致两家思想上的激烈冲突。同时,双方在历史发展、学术思想以及官僚体系和帝王政治中又逐步体现出整合的趋势。儒法两家思想的斗争、对立与整合,不仅引起古代思想、法律、制度及政治策略的巨大变革,也为儒法国家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古典德治的依宪治国功能 有关“德法合治”论的补充性说明

当代学者倾向于将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式形容为“儒法国家”,即以儒家意识形态正当化法家化的国家体制。这种“德法合治”有效地降低了统治成本,实现了长治久安。然而,这种纯粹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解释却从侧面呼应了“中国古代专制论”,进而使得从传统中发掘出“依宪治国”资源变得不再可能。事实上,在“德法合治”之外,儒家德治理念有其自主性,这一理念经由法家化的国家体制,形成了一种清流主义的政治文化与心态,其内容大致包括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反绩效主义的治理观以及反形式主义的法律传统。这样的文化与心态虽未能固化为制度性传统,但却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公权力尤其是主权性权力的作用,而这正可作为当代“依宪治国”事业的传统资源。     

明清“弃儒就贾”现象形成刍议

明清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和新思潮不断涌现,“弃儒就贾”现象就是其中之一。从主观方面看明中叶以后新思潮的冲击,使士人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明代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对科举制度的失望,使大量士人放弃科举仕进之路走向了经商之路。而客观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人经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商合流”为其融入商人行列提供了客观的渠道;明末社会商业化引起的市场化、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也为士人经商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汉法律的儒学转向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尽管汉法律迟至唐代才最终完成儒学的进程,但在汉代已有儒学的倾向,诸如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儒家的价值观念、以儒家经典著作的精神解释法律条文和指导司法实践、儒生注释解说法律条文等。法律是法家理性行政的支柱力量,最初曾为儒家激烈反对,而从汉代开始的法律儒学进程,一方面表明儒家向政治行政领域的积极扩张,另一方面则表明汉行政系统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吸收和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