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地方支持——兼论长三角次区域的地方全球联系与责任

全球化时代的加速推进、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际需要,都促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地方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政治经济动力、建制经验与智力支持。长三角次区域作为中国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之一,其突出的地方全球联系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并承担起国际组织落地、国际社区形成、国际智力开发以至分散外交压力等责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外交既需要国际制度的内化,也要有央地关系的优化,以实现对外关系和国内发展的相互促进。     

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3L路径

过去30年间，“中国制造”比较成功地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本发展路径是：进口零部件组装；积极参与并主导运营管理；自主研发和设计产品；在中国和全球市场经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熊密兹（Hubert Schmitz）将这个过程概括为工序升级（Process）、产品升级（product）、功能升级（function）和链条升级（inter—section）四个阶段。     

全球治理视野下欧盟规范力量探析——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改革为例

近年来,国际组织代表权改革日益成为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规范力量面临的重要课题。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问题的案例研究表明,欧盟身份的复杂性使之在这一问题上既表现出支持相关改革的意愿,又因自身的既得利益、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的制约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围绕欧盟对外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代表权和对内逐步统一代表权的争论是一个国际体系、地区和成员国层面的三重博弈过程,也是欧盟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关于自身规范力量身份的建构过程。     

理工科治国,还是法政科治国?

平庸过日子,不惹大麻烦,不去碰根本问题,把一切问题都推给过去和未来,得过且过,已成了当代的全球趋势。平庸的政客正在创造着平庸的时代。最近德国联邦议会大选,现任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得票率41.5%,比上次大选增加了7.7%,而在席次上,则得到311席,比上届多出了72席。自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已垮了12个政府,只有德国的联邦政府不但未垮,反而更加成长,默克尔     

我国县级政府乡村环境治理能力探析

随着中央对环境保护的逐渐重视,我国环境治理工作总体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乡村环境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各地笼统地套用一个治理模式并不能使其得到有效改善。县级政府是具有完整职能体系的最基层行政管理单位,且直接面对我国的乡村治理。因此,提高县级政府乡村环境治理能力是解决乡村环境问题的关键。     

环境理性主义抑或环境民主主义——对中国环境治理价值取向的反思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治理的专业性使世界各国的环境行政受到理性主义思维及其实践模式的主导,中国的环境行政也奉行理性主义治理模式。这种环境行政的理性主义,在动用政府权威性的组织与政策力量以及专家的技术知识上显示出一定的有效性,但政府决策目标的多元化与政府的自利性、技术理性的有限性与不确定性,常常导致环境理性主义治理模式的失败。于是,环境民主主义则成为补救失败的新思路。尽管环境行政的民主化也受到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的质疑,但绿色价值的优先性、民主政治的动员力、开放的生态信息的生产与自由流动使环境民主主义成为环境治理中的强烈呼声。在未来中国的环境治理中,应及早确立环境民主主义的价值,加强社会公众在环境立法、执法与环境评估过程的参与,赋予公众环境知情权、环境监控权与第三方诉讼权,是弥补环境理性主义治理缺陷的新路径。     

地球变暖了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显示，近百年全球气候变暖毋庸置疑。从1880年到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大约升高了0．85℃；其间，陆地比海洋增温快，高纬度地区增温比中低纬度地区大，冬半年增温比夏半年明显。1983-2012年是过去1400年来最热的30年。     

第二届中德论坛在同济大学召开

正第二届中德论坛于11月8日在同济大学召开,主题为"全球治理中的中国、德国和美国"。本届论坛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和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并得到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上海)的支持。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德国前驻上海总领事、现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芮悟峰以及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数字

14亿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1月29日在日内瓦发布《2011年技术和创新报告》指出，2010年全球人口有14亿人仍未能用上电，报告建议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消除“用电贫困”。     

世界卫生组织改革评析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日渐式微。尽管在布伦特兰时期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取得明显成效。2011年5月5日,陈冯富珍发布了题为《世界卫生组织为健康的未来而改革》的报告,描绘了改革的路线图,从而再次拉开了世界卫生组织改革的序幕。2012年5月26日召开的正式通过了改革议程。然而,制度性困境、民主赤字困境以及财政困境对世界卫生组织改革构成了严峻挑战。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