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疆公众对抗日战争及中日关系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比较全面地介绍和分析了新疆公众对抗日战争及纪念活动、中日关系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并提出初步建议。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分析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方面 ,也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崭新话题。但在现阶段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还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制约和挑战。而要扩大和规范公共政策中的公众参与 ,政府应该发挥更多作用和功能 ,以完善公众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行政法视野下的公众理性参与——以“杭州飙车案”为例

公众参与已成为当今民主宪政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制度之一,然而,非理性的公众参与不仅不能起到建设法治社会的作用,反而容易引发行政法治危机。健康有序的公众参与,一方面需要行政主体提供规范有效的参与平台、实施行政决策的公开、建立参与回应机制以及明确参与者的责任;同时,另一方面也需要参与公众自觉规范参与行为,依法有序参与。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公众参与需要在法律规范下有序进行。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此次疫情大考中,我们对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     

公众安全感评价机制探究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公众安全感”的概念,以它作为评价社会治安状况,以及警察机构执法质量、水平的评判标准。在我国,公众安全感的研究调查分析也得到了逐步重视,认为它是衡量社会运行机制,评价社会治安状况,反映人民生活安定程度的重要标志。     

农民工公众信任对其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

本文借鉴消费者信任-行动理论,利用2013年深圳P区的农民工调查数据,从公众信任视角切入,从政府信任和人员信任两个维度对农民工公共服务参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的总体信任对其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水平越高,公共服务参与率越高;而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机构的不同信任水平对其参与公共服务均不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对于提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有序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进而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发展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媒介本体化与文艺批评属性的变异

数字技术正在使媒介的属性由文化建构的工具变为文化建构的主体因素,也使媒介哲学在工具理性基础上开始了本体化进程。文艺批评作为文化建构的重要环节,在媒介本体化进程中,正在由学术论坛变异为公众舆论场,并表现出公众性、话题性、对话性和多元性特征。作为文艺批评的文艺公众舆论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兴公共领域,并与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桑内特等西方学者论述的公共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差异。这一由数字虚拟空间构成的新兴公共领域正在因公共性的缺位,表现出种种批评乱象,亟待在学术和实践层面进行重新建构。     

社区信息化对居民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市宝山区若干小区为例

近年来,社区信息化已成为继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之后中国信息化建设的热点,对其运行效果如何需要有所了解;社区满意度体现了居民对生活小区的满意程度,常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本文在探究社区信息化与社区满意度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社区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建立了在社区信息化影响下社区满意度的测量模型;通过实例调查,分析了社区信息化对社区满意度的具体影响;并对如何在社区信息化建设推进中更好地提升社区满意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的优化分析

腐败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腐败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手段、治理目标和法律体系等构成。西方国家腐败治理体系由于权力监督制约的具体特点不同,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和社会参与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腐败治理则大致经历了运动型、法制型、依法惩治型、制度型、治理型等主要阶段并不断发展完善,但重管理轻治理、重惩罚轻预防、重立法轻成效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新时代新阶段,腐败治理体系也亟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优化,治理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手段突出预防和保障,治理机制体强化协调和统一,法律体系彰显中国特色。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切实推进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但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水平还很低。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保障;拓宽参与空间,畅通参与渠道,加强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积极培育、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培育公众参与的公共责任意识,全面提升公众参与能力。